历史上的中原野战军是共和国赫赫有名的一支常胜之师，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在晋冀鲁豫地区予以了入侵日寇以迎头痛击，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中原野战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常胜之师，不仅因为有着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更因为这支所向披靡的部队有一批优秀的统帅将领。中原野战军一纵杨勇，三纵陈锡联，四纵陈赓，均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中原野战军七位纵队司令中，有这样一位最为低调，却最为长寿的将军，同样为中原野战军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这位将军究竟是谁？他又有着什么样的个人经历？

中原野战军，七位司令员究竟都有何人

如何评价中原野战军的七位纵队司令员，以一言以蔽之：人才济济。在这支常胜之师中，曾诞生出四位开国上将，三位开国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或成为大军区司令员镇守一方，或成为国防部长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付出贡献，均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身任第四纵队的司令员陈赓，自1922年，陈赓便加入我党，前后参与讨伐陈炯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个人的战斗史贯穿了我国近代革命史的始终。在军职上，先后担任129师386旅旅长，副总参谋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等职务，在《亮剑》中，更是以"旅长"这一影视角色为世人所铭记。

除陈赓之外，在中原野战军的其余几位司令员里，还有两位姓陈的司令员与陈赓并称为"三陈"，其一便是二纵司令员陈再道，1927年参加大别山暴动加入中国革命，1935年长征途中迎接中央红军北上，1938年率八路军开辟冀南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则前后参与挺进大别山、淮海等著名军事战役，以指挥大兵团运动作战见长。而另一位陈姓指挥官则是陈锡联，于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于1937年发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战役，打响129师出兵第一仗，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追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建国后，则前后担任炮兵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是少有以军职身份担任国务院政要的将军。

而除中原野战军中的"三陈"之外，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有"三杨"，这三人分别是杨成武、杨得志和杨勇，其中杨勇便担任中原野战军中的第一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杨勇曾随林彪参与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则参与过巨野、定陶、鄄南三战役，抗美援朝时期则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回国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三陈、一杨之后，便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先后参与红四军长征、定陶战役、大别山战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被授予中将军衔，也是《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原型。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同样自土地革命时期便参与红军，后任国防部长一职，地位后来居上。

相比上述几位将军，担任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的王秉璋则名不见经传，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他功绩较小，而是他为人非常低调，或许他的功绩不足以位列七位司令员前茅，但他的人生事迹同样值得后人回顾，而王秉璋本人也成为了七位将军中最为长寿的人物。

中原大战后投靠红军，被人误以为参与平型关战斗

与其他红军将领不同的是，王秉璋本人并非最初便参与工农红军，而是最初隶属于冯玉祥部队，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王秉璋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革命生涯的征途。

1930年，日本已渐露出侵略中国的野心，然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外敌于不顾，却于4月发起中原大战。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中，王秉璋隶属的冯玉祥部队被蒋介石击溃，冯玉祥部队悉数被蒋介石收编，王秉璋虽也在收编之列，但却对这次中原大战的暴发和最终结果颇为不满。中原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九一八事件爆发，中国东三省国土沦丧，而蒋介石却在打完针对各路军阀的中原大战后，又将自己的枪口转向了工农红军。蒋介石对内战的狂热和对个人权力的崇拜，让宁都的国民党官兵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于是驻扎宁都的国民党将领季振同便策划发起一场起义，转投红军，而当时的王秉璋，恰恰担任季振同的贴身警戒员。

但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发动起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刚刚打赢中原大战的蒋介石正处于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远非解放战争的后几年可比，国民党士兵内部的民心并未出现过于明显的动摇。因此季振同决定，将自己亲身操办一场"鸿门宴"，当场抓捕不愿意参与起义的将领。宴会开始后不久，王秉璋便进场谎报宴会期间红军忽然来袭，随即便掏枪率兵控制会场，并顺利保护季振同撤离，宁都起义大获成功，这次起义共有1.7万国民党军官倒戈加入工农红军，后来这支起义部队被纳入彭德怀的红五军，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团长，王秉璋则晋升为传令兵班长。

然而，王秉璋投奔红军的时间节点，正是红军不容乐观的时刻：王秉璋转投红军不久后，红军便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踏上了长征之路，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艰难时刻的投奔，才让王秉璋的到来显得弥足珍贵，更能体现他对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诚之心。红军完成长征后的两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我军派林彪率军开赴平型关，王秉璋本也应随同前往，但却因山洪阻隔而延误了参与平型关战役的时间。但因王秉璋本人作战勇猛，使人一度误以为他本人真的参与过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后屡立战功，发明战术屡立战功

尽管王秉璋因山洪阻碍遗憾地错过了平型关战役，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在随后的征战中立下功勋，并最终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将领。

平型关战役共计歼灭日军1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如何宣传和报道这场战争，成为远比战争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这场抗日战争中的首次胜利竟是八路军，而非国民党其他部队打赢的战役。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方面的《扫荡报》前来平型关，计划为此次战役做出报道，而林彪因在土地革命时期便曾和《扫荡报》有过交涉，了解《扫荡报》曾在土地革命时期多次污蔑红军，故对《扫荡报》的编辑和记者没有好感，所以拒绝《扫荡报》的采访。但王秉璋等人却向林彪劝谏道，虽然《扫荡报》曾与红军有关，但目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时期，对这场八路军打赢的战争进行宣传，多少有利于八路军的正面形象。在几番劝阻之下，林彪最终同意了由王秉璋担任记者的接待工作。

王秉璋抵达现场后，见《扫荡报》的记者虽然到达战争现场，但其实表现得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实质上则对宣传八路军打赢的平型关战役并不感兴趣。见记者们消极怠工，没有摸过相机的王秉璋便当场请教一名记者，如何使用相机，在学会之后，自己便在现场拍摄下了平型关战役战后场面的照片。《扫荡报》采访结束后不久，蒋介石方面便下令禁止《扫荡报》对平型关战役的报道，而王秉璋手中的照片则成为了见证八路军打响平型关战役的唯一历史材料，这为后续证明我党在抗日战争里中流砥柱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或许有人认为王秉璋拥有异于常人的政治头脑，但不一定有和林彪，中原野战军其他六位将军的军事指挥才能，那么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1942年，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均意识到八路军强大的军事潜力，于是沆瀣一气，共同开展对我军的围剿活动。十里一碉，八里一堡，对我军开展包围之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正是被这种源自于德国军事顾问费克特的"堡垒战术"所打败，一时间八路军对这种战术一筹莫展。关键时刻，王秉璋发明了一种"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即在堡垒附近挖掘战壕，通过四通八达的战壕对堡垒进行迫近爆破，这种战术最终打破了敌军的堡垒圈。在湖西战区，这种战术拔除日伪点130余个，更创下了牺牲百人以歼灭敌人万人的战损比记录。

这种战术后来不仅应用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交通堑壕迫近作业"更是被目前的解放军沿袭下来，成为了与"三三制"齐名的解放军战法。

新中国成立后成最先任命空军将领，指挥两弹一星工作

王秉璋之所以威名不如其他六位野战军司令员，并不是因为他能力逊色于人，更多的是因为他为人低调行事。新中国成立后，王秉璋并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相反担任空军空军参谋长一职，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在毛主席视察空军时，曾夸赞王秉璋"空军操练得不错"，但这一事迹很少被王秉璋提及。

因王秉璋为人低调的作风在党内有目共睹，因此周恩来便在1960年决定让王秉璋主导负责新中国秘密的"两弹一星"工作。谦逊的王秉璋听闻周总理的邀请后连连推辞，声称自己"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周总理的回应是："请王秉璋同志不要再谦虚，你要是能推荐人就推荐，没有推荐人选就由你来干。"于是王秉璋便担任主持两弹一星工作的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一职，刘亚楼为第一书记一职，周恩来批示：若刘亚楼不在，王秉璋可主持一切工作。足以证明周恩来对王秉璋个人的信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弹一星"工程落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风一号导弹便正式发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导弹工业由仿制苏联，转变向自我设计，名誉世界的东风系列导弹由此正式诞生。1964年，东风二号又成功发射——这一切与王秉璋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在生活和工作中，王秉璋与钱学森的交情十分深厚，钱学森曾向王秉璋建议道："如果您能将兵团大规模作战的原理应用到科研管理工作上，那么我们一定能大获成功。"事实上王秉璋也听从了钱学森的建议，由此大力推动了我国导弹和人造卫星事业的发展。

2005年，一生功勋卓著，但为人低调的王秉璋将军不幸离世，享年91岁，成为了中原野战军七位司令员中最为高寿的将军。他的一生历经中国的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可谓见证过中国百年的沧桑，或许这名低调的将军在历史中光环不如其他将军耀眼，但是他的功绩将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