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后，中央红军在李德（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的瞎指挥下，接连失利。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1月，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的地带抢渡湘江。结果，遭到了敌人的夹攻，伤损惨重。部队由长征伊始的八万余人，减损到三万多人。

血战湘江（油画）

在接受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后，广大红军将士逐渐认识到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严重危害，“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刘伯承《回顾长征》）

但是，高高在上，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博古却无视红军的巨大伤亡，固执己见。过了湘江后，他们仍然命令红军沿着湘黔边境前进，寻求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蒋介石获悉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后，迅速调集重兵，设置封锁线，欲置已经遭受重创的中央红军于死地。

值此紧急关头，已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层，失去了红军领导权的毛主席得知了敌军的动向、企图后，自认为，不能置身事外，必须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于是，他向当时的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计划，转道挺进敌军力量相对弱小的贵州地区。

毛主席提出自己的建议（剧照）

毛主席这一正确而及时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的理解和支持。

而且，他们认为，应该尽快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毛主席的提议，变更行军路线。

一、通道会议：毛主席的部分建议被采纳。

在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的一再呼吁下，1934年12月12日上午，党中央在湖南省的通道城，组织召开了由“三人团”及张闻天、王稼祥、毛主席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战略转移方向。

会议开始后，有幸被吸纳参加会议的毛主席，首先根据已经掌握的敌情及我军的现状，作了红军应迅速进军贵州的分析发言。

李德、博古听后，当即否决了毛主席的客观、正确的见解，继续坚持己见。但是，王稼祥、张闻天认同毛主席的主张。周恩来也表示，毛主席的建议更利于红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图像）

对此，李德在他所著的《中国记事》一书中说，毛主席提出“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最终，李德、博古于无奈之下，采纳了毛主席的部分正确建议，决定：取道贵州的黎平、锦屏北上，然后进入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短促、小范围的通道会议，虽然没能完全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但促成了行军路线的调整，避免了中央红军与数倍敌军正面交锋的危险。

同时，为后续系列会议的召开，为恢复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黎平会议：接受了毛主席的战略主张。

通道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北上进入贵州，还是西去进军湖南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剧照）

为了让更多的同志，尤其是一些军政领导同志明白，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只有北上才能摆脱困境，才能寻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毛主席不断地、主动地与红军指战员交流有关问题，答疑解惑。

同时，毛主席着重与张闻天、王稼祥，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讨。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越来越信服、认可毛主席的观点、主张。

1934年12月18日，红军进占贵州黎平县城后，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北上”还是“西进”）及作战方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为黎平会议。

与会者有毛主席、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同志。李德因身体状况不佳，没能出席此次会议。

李德（剧照）

会上，博古一如既往地坚持进军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计划。毛主席则继续主张放弃所谓的“既定计划”，进军贵州北部，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经过一番激烈地分析论证后，大多数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主张最切合实际，能扭转红军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这种情况下，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创建川黔边根据地；条件允许时，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成功地递进了通道会议，接受了毛主席正确的战略主张。同时，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作了重要铺垫。

三、猴场会议：毛主席的权威被逐渐认可。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顺利到达贵州北地区的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后，根据需要，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猴场会议。

周恩来（中间）主持猴场会议（剧照）

博古、李德、毛主席、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等，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建立川黔边区新根据地”的决定，明确了其相应的战略任务；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改变了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个人包办“的状况。

同时，毛主席得到了中央政治局更多同志的支持，其权威在被逐渐认可。

猴场会议巩固、发展了黎平会议的成果，指出并解决了一些错误问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谐和的音调。

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7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后，毛主席、王稼祥等同志向党中央提议，召开会议，彻底清算红军军事行动上的“左”倾错误，以整顿队伍，凝聚战斗力。

刚毅果决的毛主席（图像）

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于1月15日，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在会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等相继发言后，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战略转移后严重损失的诸多因素。

毛主席说，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它的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全面、详实，客观、理性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遵义会议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中革军委掌管军事指挥工作。

会后不久，成立了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场景（画作）

综上所述可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建立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相继召开的基础之上的。

为了让党和红军摆脱危难，毛主席矢志不渝，无私无畏，直至成功！

主要参考文献：《一代巨人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