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狄仁杰，宋出包龙图”，狄仁杰与包拯几乎可以并列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广为推崇的人物之一。

这个出生于官宦世家、历经宦海沉浮的中唐重臣在生前为唐高宗、武则天两代君王委以重任，死后以想像性书写的方式逐渐成为大众视野里的文化偶像。正史中的狄仁杰最高只当过三品官，但民间传说中他却神通广大、权力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一、历史中的狄仁杰

正史记载的狄仁杰，集中在两唐书狄仁杰传说中。

他幼即聪慧。《新唐书》说他：为儿时，门人有被害者，吏就诸，众争辨对，仁杰诵书不置，吏让之，答曰“黄卷中方与圣贤对，何暇偶俗吏语耶？”应对从容，有早慧之风。

他虽然“大器晚成”，直到四十七岁才在中央为官，但也因此积累了相当的一线工作经验，在民间留下充足的事迹。

他善良正直。《资治通鉴》记载：初，仁杰为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当使绝域。崇质母老且病，仁杰曰“彼母如此，岂可使之有万里之忧”诣长史蔺仁基，请代之行。仁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叶，因相谓曰“吾辈岂可不自愧乎”遂相与辑睦。感动了政敌。

他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

高宗仪凤元年入京为官，据《资治通鉴》记载，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祈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

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为此，他屡次犯言直谏，间委婉相劝，于是“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

垂拱三年，狄仁杰任宁州刺史。宁州是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混杂之地，各种矛盾较多。

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勃，但入宁州境，曹老荐扬狄仁杰者盈路，郭翰对此十分佩服，认为“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因狄仁杰行惠政，风化大行，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他体恤民生疾苦，为官一生，常为民请命。

他与酷吏斗智斗勇。

武则天当政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任用酷吏。对酷吏的任用，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使武则天“不出炜阔，而天命己迁”，“天网一而卒笼八荒”，自有其可取之处。然而酷吏与狄仁杰的为官理念相违背，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

最激烈的一次是来俊臣诬陷他谋反。长寿元年，左台中臣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垂卢献、御史中垂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

为免受刑，也因为来俊臣一问即承认谋反可以减刑，狄仁杰一面痛快承认：“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一面准备了陈述冤情的奏表，最终虽然“涣汗已行，不可更返”，他暂时被贬谪，但很快又受到重用，回归中央。

他才华出众，眼光独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重要的是，他真心拥戴武则天的统治，这是武则天与他能够君臣相得的重要前提。

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由于这种犯言直谏纯出公心，因而这反而成就了他及与则天皇帝的君臣情谊。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除却军事重任，便是国计民生。

至于著名的狄仁杰劝谏武则天还政于李唐，除了历史的局限，也确实是维护了武则天的利益。

二、民间的狄仁杰记忆

随着俗文化的兴盛，庙堂之上的狄仁杰出现在笔记小说中，进而出现在市井勾栏中，被民众口口相传，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正史的狄仁杰形象。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狄仁杰被大众记忆“篡改”、流传？第二，狄仁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记忆的锚点起于唐朝人对唐朝人物的崇拜。

这种崇拜产生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宗教的。其一，在封建社会，民间百姓为能生活在一个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中，热切盼望着贤臣良吏的出现，因此为施行善政的地方官立生祠。其二，大唐崇文尚武，战事频繁，于是出现对武将中英雄人物的崇拜。

其三，农业社会中，抵御自然灾害是重中之重，因而他们乐于为能够关心民生，积极修建水利工程的贤臣能吏祭祀崇拜。——这很难得，地方官为官一任最多不过三年，多有一两年即迁任的，水利工程耗资巨大耗时长久，很可能此人在任上兴修后因劳民伤财获罪，但他的接任者大树底下好乘凉，反而坐收渔利。

这就使得积极兴修水利的官员历史上并不多。其四，崇文重才的社会风尚与对当朝名士的崇拜。

唐人学而优则仕，满朝公卿文学素养必然高，而唐代崇尚文学、尊敬人才，逐渐形成对他们的人物崇拜。其五，中唐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新兴行业众多，因而出现广泛的行业崇拜。其六，唐代佛道的兴盛促进了偶像崇拜。

这一点不仅是唐代发展人物崇拜的原因，更是唐代选用当朝人崇拜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六朝是三教并立的时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到隋唐，三教合流，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

此时佛道为扩大本教的势力、招来更多的信徒,而纷纷采取各种方法来扩大本教在民间的影响。其中他们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在民间中本己有一定威望的人物吸收到本教中来,希望借此来增加人们对本教的认同感。

而结果却是无形中扩大了这些人在民间的影响力。尤其是佛教本是外来宗教,为了实现其本土化的目的,最简单的就是将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纷纷描绘成佛教偶像来借此抬高本教在民间的地位。因此，道教也采取相似策略作为回应。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对唐朝人物的崇拜成为唐代人物崇拜的一个重要特点，唐代成为人物崇拜的重要发展时期，也为狄仁杰民间形象的进一步演变做了准备。

在民间文艺中，狄仁杰的形象演变是有迹可循的。

明代以前，小说创作和阅读对象主要是文人知识分子，因而小说中的狄仁杰多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烙印。从创作立意上看，明前的志人小说为狄仁杰塑造了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形象。

肯定者着眼于狄仁杰批驳权贵的勇气和不畏鬼神的品质，否定者则从男性霸权出发，否定女性当政的合法性进而批驳狄仁杰出仕武周的行为。

志怪小说中狄仁杰多以运用超能力帮助人、神、鬼的形象出现，这是作者把创作愿望和历史原型结合的结果。此外，话本小说《梁公九谏》专心塑造狄仁杰直谏女皇改周为唐的形象，这一形象后来成为明清小说中狄仁杰形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志人笔记多以记录历史人物、官员士子的言行事迹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重的写实倾向，因此，明代以前志人小说中的狄仁杰形象近于史实。狄仁杰形象在明前笔记中大多以正面评价为主，只有个别文人对于他侍奉女主一事颇有微词，所谓“事女主者，非丈夫之节也”。

相对来说，志怪小说中的狄仁杰形象当然有了较大的夸张变形。同样是关心民生，在志人故事中狄仁杰为民请命，而志怪故事中狄仁杰则成了神明的化身，直接满足着百姓的愿望。

同样是扶危济困，志怪故事中，狄仁杰路遇病患妙手回春辞金不受，而志怪故事中狄仁杰运用神力既帮助亲人，也帮助不相识的鬼、神。

从小说传承的角度看，志怪笔记中狄仁杰的形象与史家强调实录精神有所违背，因此不被正史采纳。明清白话小说从历史演义延伸开来，自然对这些故事重视不足，但对狄仁杰形象加以神化、夸张的塑造思路获得了明清小说家的普遍认可和借鉴。

明清以来，狄仁杰的民间故事更是迅猛发展。

在历史演义小说中，狄仁杰的忠君形象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由最初忠于国家，认真履行职责的官员形象，逐渐发展成一个无原则的忠于李姓君主的形象。小说家们立足于历史，逐步增加了虚构的成分。

明中后期在思想解放思潮的驱动下，艳情小说开始繁荣，其中有一类专写武则天的艳情小说涉及到狄仁杰形象。

神奇的是，在这种不免流于庸俗的小说中，狄仁杰的形象一反常态，更为丰满而正面。在忠君、耿介的传统官员形象之外，他还是一个善于谋略，拥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家，同时他也具有秉公断案、保护弱者的高尚品质，以及才子的形象气质。

在公案小说中，狄仁杰不仅忠于李唐，而且明察秋毫。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增加了狄仁杰断案形象，基于历史进行虚构的反而是言情小说《浓情快史》。最终，这种公案小说也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变得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为什么生前最高只担任过三品官的狄仁杰，看起来权力这么大？首先，因为历史上狄仁杰确实受到武则天重用，在武周时的官职不是出任方面重镇承担军事任务，就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权岗位，有宰相之实。

其次，他劝谏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的事迹被史书记载，被小说延伸，兹事体大，显得狄仁杰作用重大，进而权力很大。最后，唐人的人物崇拜及唐后民间文学对狄仁杰形象的延伸、演义乃至虚构使狄仁杰在民间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