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是一个在欧洲地图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岛国，1500年后却异军突起，成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国家。但好景不长，1945年后它慢慢退出了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这种大起大落的历史轨迹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英国崛起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天时地利等，但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英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工业精神。而其衰落的因素虽不胜枚举，“一战”和“二战”都是十分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根本因素依旧还是英国丧失了其崛起过程中的那种工业精神。因为这种工业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诚实劳动与创新活动的价值。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这种性质的东西得不到尊重，甚至遭到鄙视，那么，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不归路。或许，这就是英国兴衰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05期

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不大，虽也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但从未处于欧洲文明的中心区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欧洲边缘国家，却在几百年时间内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和强国。它一飞冲天后，又在20世纪急速下滑，这种反差巨大的起伏难免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加之新的世界霸权国美国与英国的文化血缘关系，甚至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已经处于衰落的状态；同时，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联盟”，依然在当今世界构成某种特殊的势力，在这样一些微妙因素的影响下，对英国兴衰问题的研究也就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了。

地利天时

首先谈谈它的兴起。英国能够在近代迅速崛起，笔者认为，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

首先是其区位优势。由于英吉利海峡，不列颠群岛成为一个地理位置较为独特的地区，它既能受到欧洲大陆文明进步的影响，又不至于随时受到大陆强权的直接控制。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础。莫德尔斯基认为，一个能够长期成为领导的国家必须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许是能够超然海外的海岛型国家；第二，具有一个有内聚力的、开放的、有联合能力的社会；第三，有领先的经济；第四，有能够全球投放的政治战略组织能力。[1]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显然是最有利的，它可以很容易控制不列颠群岛并作为自己实施世界政策的基地。英国面对欧洲诸国的角力，可以很巧妙地使自己置身事外，充分获取欧洲各国竞争的红利。然而，英国的地理位置，在中世纪以前，并没有什么优势，一直是欧洲的老少边穷地区，但时代的眷顾——新航道的开辟，使它一夜之间成为航海中枢，正是这种天时，将英国的区位优势逐渐凸现出来。不过，即便有地利天时，能否抓住机遇，还是要取决于它自身的条件。于是，英国一个内在优势慢慢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它率先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

英国能够在近代率先构建现代国家机器，与英国一直以来的有限政府传统有关。有限政府的传统使议会在与国王的斗争中逐步占了上风，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和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7世纪中期通过国内事务和宗教的考验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现代英国的兴起，起主导作用的是后面隐含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英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一个现代国家，而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从一个国王或君主手中转移到一个民选的机构中。而17世纪，正是各种条件已经成熟，议会应该水到渠成地接管国家立法主权的时候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议会主导立法权的国家，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而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国家的再版。这个新型的国家，其实质就是现在人们常常称为“民族国家”的东西。而且，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有着浓浓的商业气氛和自愿组团发财的特点，因此，法国人轻蔑地将其称为“小店主的国家”，不是没有道理。这一点，从当时英国众多爱国协会的活动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爱国协会的使命都是公共性的，它们有意对外，并意在改革国家政府。一些商人建立的俱乐部的目标也非常商业化，那就是要赚钱：“为了我们的国家，通过讲理和举例来阻止消费法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并反过来，鼓励消费英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2]而一旦某些协会具有将爱国热情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动力，协会的存在及运作方式就会发生改变：“由此，英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仁爱相结合，会在整个王国传播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教导这些年轻人敬畏上帝，同时教导他们的手和手指为国家、为真实而重要的美德而战，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行为能令上天垂青这个国家。”[3]

的确，各种爱国协会都增加了商人与政府高官相识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商业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海外贸易需要皇家海军的支持。哈弗沙姆勋爵的话十分直白：“阁下的舰队和贸易之间关系密切，它们互相影响、不可分离；你的贸易是你海员的母亲和护士；你的海员是你舰队的生命，而你的舰队使你贸易安全和保障，这两者一起，又是英国财富、力量、安全和荣耀之所在。”[4]所以，为皇家海军贡献自己的力量，既是一种热心为公的姿态，也能确保其获得应有的回报。显然，“投资爱国主义”，是一种英国商人式的幽默，但英国人的确将爱国主义也作为一种投资看待（确有很浓的小店主味道），那么，其物质回报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商业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质。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在1707年由于合并法案，并由汉诺威王室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基础都非常狭隘，几乎是完全依靠军事力量才得以延续的。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英国的政治被一部分辉格寡头控制，被统治的人们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几乎是人工制造的民族，由一小部分土地贵族统治，富有侵略性的盎格鲁寡头能够吸引比他们自身基础宽泛得多的民众来支持自己的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世界上第一部金融军事帝国机器。[5]保持这部机器的有效运转，就能为以工商阶级利益为主导的英国社会提供十分广泛的利益。

各种类型从事贸易的人总是支持这个国家机器中最显著的人群，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巨大的数量。或许在18世纪的英国，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依靠贸易和分配为生，他们属于那些从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获取利润的农夫和制造业者中最突出的一个社会群体。[6]

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是因为英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规模的租赁已比高额的土地收入更加重要。都铎王朝有关维护财产所有权的禁令以及解除封建武装的措施，使得对金钱的支配占据了对人的支配的优势地位上。甚至在贵族之间的婚嫁中，能否善于经营也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7]除此之外，英国贵族还与大陆贵族有一种不同之处：他们虽享有政治特权，却不享有财政免税特权，这就迫使他们重视经济活动，想尽办法来改良农业生产，并经营工、矿、商业，以避免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等阶级的竞争威胁，甚至连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也以“农夫乔治”自称。换言之，“搞活经济”已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