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6月23日，一支700多人的法国军队突然向越南北黎的观音桥进发，声称依据《中法简明条约》执行所谓的“接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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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应越南国王恳请，驻守当地的清军却没有得到撤防的通知。

由于交涉无果，法军蛮横地枪杀了前来协商的三名清军联络官，并悍然向清军发起了进攻。

清军被迫还击，重创法军，“观音桥事变”爆发。

1884年6月26日，“观音桥事变”第三天，清廷任命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卓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

就在清政府任命刘铭传的同一天，法国政府也宣布建立中国海域舰队，由孤拔任总司令。

中法两国调兵遣将，大战一触即发，而双方较量的主战场就在台湾。

1、刘铭传何许人也？清廷为何启用他对抗法国？

刘铭传，字省三，1836年9月7日出生，安徽合肥人。26岁那年加入清军，两年后官拜直隶提督晋爵一等男。

然而，“李广功高，封侯无份”。这让刘铭传牢骚满腹，一肚子怨气。1870年，刘铭传第三次辞官回乡，在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修建住宅。这次辞官是刘铭传在家赋闲时间最长的一次。到1884年，他前往台湾，长达14年之久。

辞官归里后，刘铭传表面上大兴土木、寄情山水，但内心却十分苦闷。这一切，他的老上司李鸿章看在眼里。

李鸿章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刘铭传是李鸿章的一员爱将。他辞官回乡后，李鸿章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关注着他的动向。

有一次。李鸿章听说刘铭传在家乡失意消沉。便写信劝导，“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临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

这封信对刘铭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刘铭传开始“静研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

1882年4月，法军入侵越南东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内。

法国侵略越南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乾隆时期，法国就插手越南，开始了他的殖民计划。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到1884年，法国实施所谓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这是继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又一次掠夺。

法国的野心很大，他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包括占领越南全境以及中国的南部。

对于法国的图谋，清朝当局早有觉察。早在1881年底至1882年初，清军就应越南政府的请求，开进越南的北圻。

1882年6月，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调动广东兵轮，克期出洋，遥为声势，中法对抗由此拉开了帷幕。

鉴于局势紧张，朝廷谕令回乡奔母丧的李鸿章夺情回任，主持对法交涉事宜。

从1882年6月出兵，前后两年时间，中法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而朝廷内部围绕主战、主和也争执不断。

李鸿章历来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做好了两手打算，一边继续和谈，一边调兵遣将。

曾是其麾下大将的刘铭传，就是他手里的一张王牌。在淮军当中，最早引进西方武器的是刘铭传统帅的“铭字军”。

他当时率领的“铭字营”最先装备了西式洋枪，聘请了西式教练来训练自己的队伍。然后以这支队伍投入战场，他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

1883年6月16日，李鸿章上奏朝廷，保荐刘铭传出山：

“切查刘铭传志伟勇干，度越诸将，战功最著，平日究心时务，见畿敏决，才识过人。若令独挡一面，寄以边防重任，于操纵控驭机宜，必能措置裕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慑服。 ”

2、清廷正式下达启用刘铭传谕旨，朝廷上下均看好

1883年8月，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拥有4000人的舰队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

为了摆脱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命运，越南两次遣使来华，请求清政府支援他们抵抗法国的侵略。

而法国则准备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发动新的侵略。

光绪10年3月16日，即1884年4月11日，朝廷起用刘铭传的谕旨终于下达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现置时事艰难，需才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毋稍迟延。”

参考谕旨

就在朝廷谕旨下达的第三天，法国战舰“弗达尔”号从香港驶进了基隆口岸，以游览为名登岸侦察，绘制地图。后又以购煤为由提出无理要求，并向台湾官员进行恐吓。

法国的动向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4月30日，朝廷再次下谕，催促刘铭传来京陛见。

6月12日，刘铭传奉诏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天津，与李鸿章会面。

此时，观音桥之战尚未爆发。

早在两个月前，法国就制定了“锯地为质”的战略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是公开的、明确的。从法国总理、军队高层以及新闻界都公开叫嚣，毫不掩饰。

在他们看来，凭借强大的海军优势，达到这一目的并非难事。

不过，法国选何地为质？当时尚不确定。法国报纸提出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琼州，也就是海南岛，一个是舟山群岛舟山，还有一个是台湾。

1894年台湾省地图

刘铭传久立军旅，早在奉诏北上之前，就对法国的行动有了明确的预判，认为台湾基隆将是法军的首选目标。

台湾孤悬海外，防卫薄弱，一旦法国发动进攻，将危殆万分，这是刘铭传最为担心的。

尽管法国用意明显，而台湾远离大陆，军备积弱，但刘铭传并不畏惧，还是主动向李鸿章提出要去台湾，并且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希望带一批当年的老部下一起到台湾。

李鸿章见刘铭传决心已下，于是同意了刘铭传的请求。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刘铭传的任命，朝廷上下几乎一致看好。除了李鸿章外，军机大臣阎敬铭以及朝中重臣左宗棠、张之洞和曾国荃也都极表赞同。

3、接受赴台任命3天前，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刘铭传

观音桥位于越南谅山南部的北黎村，由于大桥紧邻一座观音庙，故而得名。

1884年6月23日，“观音桥事变”爆发，打破了一年多来中法之间断断续续的和谈局面，使中法战争迅速升级，一时间气氛骤然紧张。

“观音桥事变”发生的当天，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了刘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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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觐见中，刘铭传面呈《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详细分析了局势，陈述了自己对战局的见解，并制定了台湾防卫的具体方案。

不难看出，刘铭传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三天后，即6月26日，朝廷正式发表委任，任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

在中法战争的危急关头，沉寂十余年刘铭传临危受命，肩负起了保卫台湾的重任。

4、接受赴台任命第14天，刘铭传抵达上海

1884年7月10日，刘铭传抵达上海。

他的到来引起各方关注，各家报馆包括英美报纸，都对他的行踪连续进行报道。此外，还有消息称，朝廷令刘铭传10日内到任。

一时间，刘铭传主政台湾的消息迅速传扬开来。而刘铭传抵沪的消息也使上海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早在刘铭传抵达上海之前，7月1日，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已经抵达上海。他以观音桥之战，中方违背条约为由，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回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赔款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

巴德诺的态度极为强硬，他威胁说，如果中方不接受，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做赔款的抵押。

为了施加压力，炫耀武力。新上任的法国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孤拔中将，也奉命率领“阿米林”号战舰在巴德诺之后于7月5日抵达上海。

孤拔

孤拔，法国海军中将，1827年6月26日出生，毕业于巴黎理工大学，在北非等地指挥过多次殖民战争。中法战争爆发前，出任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率海陆远征军攻入越南。

与此同时，法国战舰“巴雅”号、“益士弼”号、“野猫”号等多艘战舰也陆续从香港开拔，驶向中国东南海域。

法国当时的海上力量是世界第二，他的这支远东舰队三十多条舰，应当说封锁东南沿海是完全有能力的。

法国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孤拔比刘铭传年长9岁，具有丰富的近代战争指挥经验。

早在6月26日，受命出任总司令的当天，他便致电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尊敬的裴龙部长：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一声令下，便率领“巴雅”号及手下护卫舰前往中国沿海海域，并同时担起两个舰队的指挥。”

到达上海后，孤拔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接受采访时，他宣称自己的舰队战无不胜，火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

与此同时，孤拔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采取军事打击，并做好了一切军事部署。在致裴龙部长的电报中，他语气坚定。

“巴德诺于今日向外交部发回电报，明确阐述了目前形势，我完全同意他立即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意见，一旦政府批准，我将派遣战舰前往福州与南京，准备以武力获取所需的抵押，除非我接到相反的命令。”

第二天，他又再次致电裴龙部长。“我与巴德诺先生一致请求，给予一切行动的自由，我恳求立即行动。”

面对法国的咄咄逼人，清政府一边加紧备战，一边委任曾国荃为钦差大臣、署理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马德诺重拾谈判。

曾国荃

就在曾国荃尚未到达上海之前，刘铭传已经先期抵达。

此时，台湾已成法国“据地为质”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新任命的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到达上海后，便受到法国军方的严密监视。

有史料称，法国一边千方百计打探刘铭传的行踪，一边制定了在海上劫杀刘铭传的秘密计划。

法国人的阴谋，清政府自然有所防备。

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时，清廷又发布了一道委任。任命刘传为谈判副使，配合钦差大臣曾国荃与法人交涉。

作为即将驻台的军事统帅，刘铭传到达上海后，既没有高调抗法、慷慨陈词，主要精力也没有放在备战上。

相反，倒是整日在公馆里宴请宾朋，诗酒会友，显得十分逍遥感，丝毫看不出一点即将度台的迹象。

有同僚问他何时赴台，他说要等曾帅到达，视谈判进展而定。言下之意，对谈判很有信心。

虽然和平努力仍在继续，但实际上由于双方要求差距太大，谈判的前景十分渺茫。

台湾基隆作为法国选择的目标地的可能性，这时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7月13日，法国总理茹费理致电孤拔中将。

“请您将所有可派出的舰艇派往福州和基隆，我们的意图是，一旦最后通牒被拒绝，就占领这两个港口作为抵押品。您可以采用扣留那些试图冲破闽江封锁线的中国军舰，来阻止运进战争物资。”

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也向孤拔发出了同样的指令。

早在7月9日，孤拔已经派遣一艘战舰前往基隆，并派出“拉加利桑尼亚”号与“凯旋”号在渤海湾担任警戒。

5、接受赴台任命第18天，刘铭传离开上海赴台湾上任

1884年7月14日，孤拔离开上海，前往福州做全面布置。也就在同一天，钦差大臣曾国荃设宴招待巴德诺一行。

刘铭传作为谈判副使也出席了酒宴，席间，中外宾客传杯换盏、谈笑风生。

然而，宴会一结束，刘铭传便踪迹全无，突然消失了。

两天后，便传来了刘铭传抵达台湾的消息。

法国人大吃一惊。

据传，当晚宴会一结束，刘铭传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奔码头。有史料称，“是夜大风雨，公乃微服乘小艇登他舰疾行。”

等到法国人得知消息，为时已晚，再想拦截也来不及了。

这一说法流传甚广，而且极具传奇性。

但最新的史料表明，1884年7月14日中午以后，刘铭传从上海金山码头登上了英国的一艘“海晏”号轮船，一天一夜到达台湾基隆。

据《申报》报道，7月16日凌晨，刘铭传乘“海晏”轮抵达基隆港时。法舰“巴西滑克”号很快出现，双方险些动起兵戈。

参考申报样式

当时清军整顿炮位，吹号集军，已备爵帅巡阅。而快速驶来的法舰，见炮台上吹号、警旗，军士纷动，恐有战事，亦即预备炮位，将拟对垒，几致酿祸。

其实，孤拔在接到前往福州、基隆的命令后，一直在积极备战，并派出舰只在台湾海峡巡游，密切监视基隆附近海域的动向。

6、刘铭传前往台湾途中，法舰为何没能予以拦截呢？

从现存的法国档案看，当时谈判尚未破裂，法国当局仍抱有索取巨额赔款等无理要求的希望。

从1882年开始，中法之间的谈判一直没停止过。期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会谈条约搞了好几个，最后都以流产而告终。

观音桥之战，中法重启谈判。但这一次，法国的胃口大开，巴德诺一到上海就提出了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赔款。

早在两个月前，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在与李鸿章谈判时就提出过赔款的要求，当时便遭到拒绝。

李鸿章惊叫道，中国军队不过是应越南国王的请求才开进东京（河内）的，法国即便要赔款，也应该去向越南国王要。他反复强调，绝不会同意这种如此有损中国利益的要求。

然而，法国当局认为，尽管清政府拒绝赔款，但如果他们派遣舰队前往中国，就会迫使中国就范。对此，他们毫不怀疑。所担心的只是赔款的数额与中国的接受程度究竟有多大？

茹费理致电巴德诺：“调动舰队和坚持最后通牒，看来大概会取得我们预期的结果。”

巴德诺更是信心满满，“我深信，中国现在惊恐万分，如果我们表现得十分强硬，他就会在所有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然而，事情并非法国想象的那样简单。

巴德诺与曾国荃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即便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甚至在法国总理茹费理，当面向清政府出使法国大使李凤苞，表明了这一强硬立场之后，依然没有奏效。

法国人有些骑虎难下了。

曾国荃坚持认为，法国的赔款要求是不合道理的。与此同时，他愿意本着热爱和平的精神，同意给法国50万两银子的抚恤金。

这使巴德诺感到受了侮辱，当曾国荃提出这一建议时，他立即拂袖而去。

消息传至巴黎，法国议会一片大哗，认为中国提出的赔偿50万两银子无异于戏弄。

不过，茹费理认为虽然这笔钱微不足道，但中国承认了赔偿原则，这也是一个收获。他认为，继续施压仍有可能迫使清政府低头。

他立即致电巴德诺：“您告知总督，我们只要5000万，但不容许对这个数字再作任何讨论。”

从提出2亿5000万法郎的赔款，到只要5000万。在法国总理茹费理看来，这已是最大的让步，但清政府依然没有作出回复。

1884年7月31日，最后通牒时间已经到了，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立即命令舰队前往基隆。

但当中方代表提出，把通牒时间延期，以便奏报皇上时。

茹费理仍不死心，他指示巴德诺，“可视情延长通牒期限，但最多只能是一天或两天。”

孤拔开始着急了，在刘铭传抵达台湾后，他多次请求采取行动。

可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一方面对他的强硬态度表示赞赏，一方面又提醒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最后通牒的期限已延迟至8月1日。

孤拔

8月3日，孤拔再次致电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声称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已奉命率两舰前往基隆，执行他的命令，必须尽早采取行动。

在他看来，半个月已给了中国人太多的准备时间，这将会给法国日后的进攻造成困难。

他的担心后来果然成了现实。

8月4日，孤拔又一次致电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请求开战：“请允许我再次强调，立即开始这里的攻击行动”。

“政府不能批准您开战，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看来可能取得成功。”孤拔的请求再次被拒绝。

让孤拔感到无奈和沮丧的是，直到此时，他的政府仍对谈判抱有希望。然而，就在裴龙致电孤拔的同时，从上海传来谈判完全破裂的消息。

法国恼羞成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此时，离刘铭传抵达台湾已经过去了21天。虽然只是短短的21天，但对刘铭传、对台湾来说却是极为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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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历史沿革：

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底，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秦朝时，台湾有“瀛州”之称，三国时期称“夷州”，隋朝改称“流求”，此后又有“东番”、“鸡笼山”等多种称呼，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改为“台湾”。

早在南宋时，台湾澎湖属福建路。元代、明代在台湾澎湖设巡检司。

17世纪初，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曾先后侵入台湾。

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

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属福建省管辖。

但是，多年以来，台湾孤注大海，交通阻隔，管理不便。从当时的情况看，军事、经济等条件还较为落后。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清政府大感震惊。此后，不断加大对台湾兵力和防务上的投入。但这些投入与台湾的实际防务需求相比仍差之甚远。

等到中法战争发生，清廷方感切肤之痛，深为台湾安危忧虑。

7、中法谈判争取来21天，刘铭传尽其所能做好迎战准备

1884年7月16日，临危受命的刘铭传抵达台湾，一上岸便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查看炮台和守备情况。

然而，台湾的装备落后与防卫薄弱，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尽管来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实地一看还是让他深感惊讶。

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及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除了4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外，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

所谓“有海无防”，就连刘铭传这样的巡抚级大员，也只能租用外国轮船赴台上任。

基隆,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系台湾三大海口之一，重要的煤炭产地。如此要塞,真正管用的新炮居然只有五门，而且“仅当一面”，无法顾及其他方向。

此外，其炮台和工事修筑也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

除了海防薄弱，台湾守军的状况同样十分糟糕。训练如同虚设，吃空额的情况极为普遍。

刘铭传要求驻台官兵限期整顿，积极备战。

当时全台驻军40营约两万余人，而台湾的海岸线曲折漫长，不敷布防。

刘璈便把防御重点放在台南，他本人也亲驻台南，于是形成了台湾重南轻北的格局。在中法开战前，台湾全部40营兵力，台南驻军达31营，而台北驻军仅9营，相差极大，且极不合理。

刘璈是湘军老将，曾经做过左宗棠的秘书，他也很自负。那么他就认为台湾从古以来所有重大战争都在南方，所以他的防御一直是重南轻北。

刘铭传经过实地考察，综合分析形势，认为综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锁匙，台北以基隆为咽喉。台南固然重要，但台北失而台南不可守。

眼下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

于是，刘铭传对全台守军重新布局，将台湾全境划为几个防区，把全部兵力的一半调往北部。

此举遭到了兵备道刘璈的反对，但刘铭传决心已下，不容更改。

刘铭传把从上海带来的前门炮10门、后门炮20门、水雷数十枚以及毛瑟枪等装备，用来增补炮台的防御力量。

对于不合要求的炮台和工事，也下令重新修筑加固，并派人督办，不容丝毫马虎。除此之外，他还抓紧时间在基隆、沪尾和台湾以北的战略要地，大量修筑炮台和工事。

同时，广泛发动台湾民众招募民团。以基隆、沪尾这两个海口为重点，形成一个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防御体系。

刘铭传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法军何时发起进攻。但他知道时间的重要，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21天非常短暂，但刘铭传尽其所能，最大限度的做好了迎战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