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汉末三国之后，隋末乱世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豪杰、英雄和谋士。再加上民间评书的演绎，

《隋唐演义》

中的很多好汉，也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与欢迎。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马踏黄河两岸，锏打三州六府”

的秦叔宝与

“日抢三关，夜夺八寨”

的尉迟敬德，还被百姓描绘成了门神，挂到了自家大门上。

但若翻开史书，便会发现：

诸如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

等名将，虽然在小说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们在正史中却没有这么亮眼。

非但如此，这些功臣名将在贞观年间，更是低调无比，鲜少出现。哪怕是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的尉迟恭，在贞观年间也极少领兵出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贞观年间的朝政格局

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

唐朝建立以后，山东豪杰在朝堂上占据了主要力量。

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后，曾立下大功的

“秦王府旧将”

皆得到了丰厚赏赐。

武将出身的尉迟敬德，获封食邑甚至与长孙无忌相等。但只凭借这些武将，显然无法满足李世民的统治需求。

隋炀帝杨广当年为何会落入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其根本原因便在于：

杨氏背后的关陇贵族集团，选择冷眼旁观。

而李氏同样是关陇贵族集团中的大户，因此，哪怕李世民依仗山东豪杰夺得了皇位，他也不得不考虑关陇贵族的意见。

如果把新建立的唐朝比作一个“蛋糕”，那这块“蛋糕”必须要分给关陇贵族集团一大块。除此外，江南地区的士族，也要分上一口。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江南一带的经济、文化实力与日俱增，甚至有独立发展的趋势。隋炀帝杨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试图拉拢他们。但他给出的筹码不太够，没有让江南士族心动。

但李世民很舍得，他着眼于天下，在保证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下，又分摊了一部分给江南士族。与此同时，他还大开恩科，以科举制征召寒门子弟入仕，从而赢得了天下人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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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尉迟恭这样的功勋旧将，还是秦叔宝、程咬金这样的山东豪杰，都无法为李世民提供太大的帮助。

初唐国策倾向于文治

李世民是典型的“马上皇帝”，但在执政后，他却将治国重心放在了文治上。

据《资治通鉴·唐纪九》记载：

“上（李世民）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

又云：

“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

唯魏征劝朕

：“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

一味地追求武力，固然能获得一时的强大，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深知这一点的李世民，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任用大批文臣治理国家，从而造就了为世人称颂的“贞观之治”。

反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都是以军功起家，只会攻城略地，而无治理一方的能力。所以，文武双全的李靖与李勣，才更适合征讨四夷。

对于周边小国，只是打下来还不够，如何将他们妥善安置，并将其领土纳入大唐板块中，才是一位优秀将领应该具备的本领。

李世民态度发生变化

除上述原因外，尉迟恭、秦叔宝等

“秦王府旧将”

之所以遭受冷遇，也与李世民的个人态度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功勋旧将中的侯君集、张亮曾参与过叛乱。尤其是侯君集，被李世民引以为心腹爱将，他的谋逆之举，难免会让这位天子更加气愤、伤心。受此牵连，其他武将也受到了冷遇。

另一方面，秦叔宝、段志玄等人英年早逝。这几位颇有威望和资历的武将，是功勋武将们的几位主要领头人物。他们的提前离世，也让整个功勋武将集团的声势大不如从前。

更为关键的是，李世民对

“玄武门之变”

也有遮掩之意。通过这次政变，李世民杀死亲兄弟、逼迫亲爹退位，方才成功登基。在世人看来，这显然是不光彩的。

为此，李世民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

“君臣之义”

，以掩饰其心虚。于是乎，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通过政变而获得大功的武将，便不适合再被宣传。

上述可见，这些功勋旧将的低调，正是李世民希望并乐于看到的。他们保持缄默，也只是顺从圣意罢了。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