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军集团这支庞大的队伍中，曾国藩作为最高领导，将麾下人才分为了几等，并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予以任用。不过在用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禁忌，曾国藩的用人禁忌大致有四个，即四种人不能重用。

第一种，不胜繁巨之人不能重用。

繁是事务繁多，巨是关系重大。繁和巨叠加在一起，任何一方面失误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促使曾国藩在用人时就会考察这两方面的能力。一般来说，具有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往往都是高层领导，因为对于那些统领、高官们，曾国藩特别提出来“繁巨”这个概念。

在任用郭嵩焘一事上，曾国藩就认为他不能胜任繁巨之事。郭嵩焘很早的时候就与曾国藩有交情，也是同科进士。同治元年的时候，曾国藩的摊子已经很大，官居两江总督，其时，李鸿章也在上海立足，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建议让郭嵩焘出任苏松太道。

不过曾国藩不以为然，说郭嵩焘的脾气为官场难容，如果任用他担任此职，将来必惹麻烦，即误了他自己也会误了公事。客观地说，曾、郭相似二十余年，曾国藩素有知人之明，看出郭嵩焘文人气质太重，性格直而偏激，思想敏锐胜于常人，知而必言，言必激怒他人，不宜做官。

但李鸿章一心想要巩固自己的地盘，感到郭嵩焘即便有曾国藩所说的缺点，也毕竟是自己人，怎么说也比原来江苏的官员可靠，因此坚持保荐。但为了照顾老师的面子，李改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

后来，李鸿章又一再地向曾国藩提议推荐郭嵩焘担任更重要的职位，最后曾也同意了。几次提拔之后，郭嵩焘最终当上了广东巡抚。可到了广东之后，郭嵩焘还是出了问题，干了没几个月就将地方上的人都给得罪了，最终落得个革职留任，后来还被朝廷直接免职回家了。由此可见，曾国藩的眼光还是毒辣的，如此的一个人，在使用的时候确实应该慎重考虑。

第二种，才高德薄、名声不佳的人不能重用。

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在举荐提拔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有的人才能非常高，但是德薄。德薄倒不是说没有品德人格，而是指个人修养不足。这样的人曾国藩也遇过不少，周腾虎就是其中一个。

周腾虎的名气听起来不大，但他却是曾国藩第一幕僚赵烈文的妹夫，在赵的举荐下，周腾虎一度受到曾国藩的重用。我们知道，湘军的军饷主要依靠厘金。周腾虎其人在筹办厘金方面很有办法，也较有成效。因此，曾国藩就想将他提拔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可让曾国藩意外的是，他每一次提拔周腾虎都会招来天下舆论的反对，到后来甚至被舆论所不容，搞得曾国藩十分被动，周腾虎最后也因此郁郁而终，三十几岁就去世了。

说到底，周腾虎其人有才能，不足的就是德薄，将他提至高位很难让人信服。经过这次教训后，曾国藩后来在提拔人才的时候，都会顾及天下舆论这方面，对才高德薄之人持慎重态度。

第三种，升迁太快的人，暂时不能重用。

清代官场向来讲究论资排辈，通常情况都是为官一任为三年，因此，三年一升迁是正常的速度。不过快速超车的人总是不在少数，比如恽世临等人，经曾国藩的举荐，两年内连升三级，由道员升任巡抚。但后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职。

同治四年九月，清廷打算让李宗羲署漕运总督，征询曾国藩的意见。他认为一岁三次升迁，已经是非常的礼遇了。李宗羲虽然为官清廉，但才略稍短，如果做封疆大吏，未免晋升过快，还需经过历练。

第四种，本人不愿意做官的人，或不愿意受人恩德的人，就不要违背他的意愿，否则举荐反成仇隙，费力不讨好。

这种事在曾国藩身上倒是没有出现过，但他也是深有体会。因为毛鸿宾（时任两广总督）曾举荐过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李瀚章为广东布政使。等到郭嵩焘上任后，毛鸿宾就时不时露出有恩德于郭的神态，最终导致两人发生矛盾。

两人先是争夺权力，后来发展到彼此切齿、恨之入骨的程度。平心而论，郭嵩焘并不是一个十分想当官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受人恩德的人，毛鸿宾这种做法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这才导致了毛鸿宾吃力不讨好，朋友变为仇人的龌龊事。曾国藩以此为鉴，所以很重视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