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大抵失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领导者要为决策负主要责任，不要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归咎于当初出谋划策的人身上，这是庸人的做法，不配做领导。

刘邦攻打匈奴，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后，准备端了匈奴的老巢。

派了十几拨人前去打探虚实，这些人都回来说:

“匈奴全是羸马弱兵，可打。”

刘邦又派娄敬去打探，娄敬回来说，匈奴全是老弱病残，显然是演戏给我们看的，不能打。

刘邦听后大怒，把娄敬下狱，说打了胜仗回来收拾他。

刘邦攻打匈奴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被匈奴困在了白登，被困之际，刘邦看到匈奴不仅有人还有马。

先看人，人家匈奴有四十万大军;再看马，不光多，还齐刷刷地摆起pose:东边全是白马，西边全是黑马，北边全是红马……

此时刘邦肯定后悔没听娄敬之言。

被困了七天七夜后，陈平献计用钱贿赂了匈奴的皇后阏氏，刘邦军队得以被放行。

回来后，刘邦把娄敬放了，还封了官，这是刘邦承认冤枉了娄敬的勇气，但刘邦却像曾国藩说的一样“归咎于谋主者”，把娄敬之前试探匈奴后说匈奴可攻打的十几个人都杀害了。

其实，那十几个人只是谋士，出了问题也是应该负次要责任，因为最后决策者是刘邦。

之所以要攻打匈奴，还是因为刘邦当时心意已决。

这一点上，刘邦不如曾国藩，曾国藩说自己是决策者，主要责任全在自己，不在幕僚。

还不如刘邦的是袁绍。

官渡之战前，幕僚田丰给袁绍说易守不易攻，但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也是把田丰关进了大狱，说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再处置他。

当败仗的消息传来以后，狱吏给田丰说:“您没事了。”

田丰却说:“主公要是打了胜仗，一高兴，说不定就把我放了，如今打了败仗，主公必定羞见于我，必杀我。”

最终，田丰被袁绍扣上了一个幸灾乐祸的帽子，杀了他。

对自己有多大的认识，敢于承认多大的错误，就能有多大的成就。

所以，袁绍做了一时枭雄，刘邦做了开国皇帝，而曾国藩做了半个圣人。

做人，尤其是做领导的人，还是要学习曾国藩，当事情结果不好的时候，曾国藩心里明白，不能怪幕僚，要怪自己，他在日记中做了这样的自我检讨:

“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听了，谁把事情办糟了，下次跟他见面时，脸上难免有难看。这是我的问题，我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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