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三年（1043年）到熙宁二年（1069年），短短26年中，宋朝接连出现了两次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主角范伸淹、王安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都是在当时举足轻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但前者只实行了一年，便告终结，后者则继续了几十年，然而千百年来，前者却备受赞扬，而后者则背着骂名，甚至在小说、话本中，一个是正面人物，一个成了嘲讽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后人都看走眼了，还是他们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这只有对两者作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时代背景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皇室共忧患，以天下为己任，对国计民生关切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真宗开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已经确立，这是我国古代皇帝制度下最为民主的体制。士大夫的言论比较自由，他们多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成为进士之后，进入仕途。国家实行治法，一切依法行事，皇帝也不能例外。监察制度比较完善，中央台谏官的权力相当大，可以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员，可以监督皇帝的违法行为。这一切，是宋代进入空前繁荣的政治保证。

再看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大体相同，亦略有不同处。赵宋立国至范仲淹变法共历80余年，80年间宋朝中央集权统治而出现全面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范仲淹认为政治的腐败是北宋贫弱的根源。当时北宋“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帜。”要使国家摆脱危机，臻于富强，必须“择吏为先”。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所谓，“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庆历新政流产之后，北宋的衰颓日甚一日。相比较而言，熙宁初开始出现下滑现象。熙宁之前的几年，国库这部分已出现赤字，需要内库支助。26年之后，王安石再一次领导了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的变法的途却与范仲淹却大相径庭。王安石认为：北宋的主要问题不会理财，变法应在生财、理财上下功夫。官吏政治的腐败，不是主要问题。反而应该普遍加俸，厚禄养廉，使官员感受到改革的好处，支持经济变法。

改革内容

关于范、王二人主持的朝政变革之异同，李存山先生有扼要的概括：“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

宋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年），分别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了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等职务，并“为之开天章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为此，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谣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得答皇帝信任而实行，“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十事中，前五项属于整顿吏治，后三项属于富强国家的问题，最后两项是为了保证政策能够顺利地实施。

范仲淹

总的来说，庆历新政的出发点是好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总结道：“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写给宋仁宗赵祯的《言事书》中曾经概括地举述了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重问题，以及造成这种问题的总根源，但在统治集团中却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与吕惠卿、曾布等人，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实施，另设一个自己能掌控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在群臣反对下，取消条例司，又将权力转到司农寺。

而新法以理财为先，主要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要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法令。从生产着眼，减轻小农负担，抑制豪强兼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新法抑制了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了大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平均了劳役，给小农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因此出现了生产稳步发展的好势头，初步扭转了贫弱的状况。

个人特点

一个政治家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他从事一项大事业时，其素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范、王两人的素质差别极大，深刻影响他们领导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内容

范仲淹极富同情心、爱心，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万众仰慕的圣贤。但作为一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政治上软弱而低能。他被仁宗推到变法的前台，实际上他并不具备领导变法能力。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远嫌避怨，难进易退，忠直而迂腐，简单而少权变。

庆历新政一开始便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新任“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兹不可解。”虽然仁宗表示不信这件事，范仲淹还是感到压力很大，他在反对派的诽谤诬陷面前怕了，退缩了。新法颁布后，他不敢挺身施行，而是渐渐“因循姑息，不敢建明大事。”令许多热心的拥护者心灰意冷。范仲淹害祸患及于自身，因此，“不安于朝”，再“乞罢政事”，要求外放，放弃了对变法的领导。反对派穷追不舍，朋党之论更盛，终于导致改革派被贬斥，新法全部废除。

王安石比范仲淹坚强、自信。他对变法的追求执著而热情。他不为流言所动，更不为攻击谩骂甚至诬陷所屈。勇敢地与反抗势力斗争到底，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面对人言鼎沸的反对，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用人身上不怕被别人诬为党植，公开排斥政治上的对手，重用意见相同者。反对变法者如吕海、文彦博、冯京、欧阳修等大臣皆被王安石贬黜。对于变法中的动摇分子如吕公著，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赶他出去。对于鼓吹变法的中下层官员如吕惠卿、李定等人则大力培植，授予高位，共赞大计。

文彦博

王安石这样做自然被指责“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寰慧少年。”正是这些“寰慧少年”帮助王安石推行各项新法。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但是又惑于纷纷扬扬的谣言。王安石多次上谏神宗，劝他不要为流言所动，“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不要相信天象之变，要重视人事。鼓励神宗将变法进行到底。因此，王安石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改革阻力及结果

范仲淹改革以整顿吏治为先，侧重的是官僚制度的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转运使，到地方上去澄清吏治，自己则坐镇京城里，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 “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公权择通判人。”在这样比较严格考察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了重要的岗位。但显而易见，这些法令触犯了当时上层官僚的利益。

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扩大了中、高级官员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都有一大批官员子孙获得官衔。但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无所作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营。大量的冗员还加重了宋代的“积贫”现象。因此范仲淹现在要打破这种官僚贵族的特权，直接触犯了他们做官的利益，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范仲淹

他们对此恨之入骨，于是便联合起来，对范仲淹等改革派进行诽谤和诬陷，并且愈演愈烈。最后，甚至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这就构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状。虽然宋仁宗对朋党之罪可能未必相信，但在反对派如此强大的势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许范仲淹卸责，变法以失败结束。

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试验。范仲淹目光远大，在吏治问题还不太严重时就抓吏治是正确的，但过于理想化，打击面太大、太急，阻力就大，以致领导圈中无法获得取多数，而遭否决。而范仲淹则能以大局为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没有强力推行，因此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整个政治体制没有变动，更没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样，一方面，国家政局保持稳定，经济、文化、科技还在继续前进，出现了庆历之治和嘉祜之治。另一方面，问题也在逐步恶化，吏治没有改善，财政逐步出现赤字。

与庆历新政中那些尸位素餐、没有能力的冗官和小人不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数是当时的“君子”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司马光为例，他是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派的领军人物，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比较有品格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是由于二人政见上的不合。而像吕公著、程颢、苏辙这类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持变法，后来也转而反对变法，这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和实行的手段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

吕公著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先，没有直接触动到上面所提到的小人的利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官僚们，情形和范仲淹时期差不多，他们会因为触动了他们做官的利益而反对范仲淹，同样也会因为王安石没有直接触动他们的做官利益而对变法表示沉默，或者为了做官而巴结逢迎王安石，此外，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则是他只注重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比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中，反对派的理论多就实际人事而言。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这些推行中的弊端导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转而反对变法，比如吕公著、程颢、苏辙等。而像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反对王安石的君子，是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

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封建社会的皮毛。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王下台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

孔孟在世还是“古今第一小人”

从短期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帮助北宋暂时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但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地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并向皇帝个人专制独裁转化。台谏官由制约皇帝或大臣违法的机构，蜕化为御用工具，这就为权臣的出现敞开了大门。“一道德”，实际上是以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取代百家争鸣。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实用主义的用人之道，使蔡京、王黼之流纷纷上台，官场风气空前恶化，贪污腐败同益严重。

王莽

这使得王安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在古代文人中，或许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生前身后居然享有如此特殊的评价：誉之者以为孔、孟再世，毁之者却诋为“古今第一小人”，合王莽、曹操、司马懿等奸臣于一身。

起初，王安石的名声是很好的，其最初任七品芝麻官，为鄞县知县，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后来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德能勤绩俱佳。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举荐王安石，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而王安石宰相呼来不上船，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又有欧阳修举之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其后，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名声也是非常好。

自王安石进入朝廷提拔视野，名声便开始逆转，不太那么“恨不识其面”，多有“恨识其面”；也不太“闻者莫不喜悦”，而多有“闻者不喜悦”，其中原因想来有二：一、他上来了，我摆哪？二、他要来改革了，我怕是会被他革了吧。王安石名声发臭，先前原因多半是第一种，他上台，挡了他人仕途；但王安石当了宰相，很多人并没转口颂，反而转口骂，源自第二条：王安石变法，动了他们的奶酪。

程颢

他将反对变法的官僚，老病昏聩、贪污腐化的官员安置到闲职上去，或调往地方为官，贵族官僚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受到限制。故此，对王安石个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御史刘述、刘琦、钱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朱光庭说他：“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寝成大弊。”韩琦说他：“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当书生可以，当宰相不行。另有唐介，也跳将出来，极力非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苏洵在《辨奸论》中说他：“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正是由于这些文人墨客的宣传引导，致使王安石名声于晚清以前多是毁多于誉的。

南渡初年，朝野内外，君臣上下，几乎异口同声地批评王安石及其变法，认为北宋衰亡于王安石。建炎四年六月，宋高宗“谓大臣日：‘今士大夫知史挚者畿人，此皆王安石以缝羲彀科之蔽。’范宗尹日：‘安石挚衍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鲜不焉族。’上深以晨然。”

赵构

南渡初期，宋高宗于内政权未稳，对外又面临着金人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诿给王安石和蔡京，无疑可以收到“收人心而召和气”之功。

元代以降，由于改朝换代，距敲北宋熙宁之时已远，因此，除了经学家们封《三经新义》的指摘外，南宋对王安石及变法的评述也已经开始作为历史定论被后人接受。

明代士风放旷，多喜肆訾古人。其中，杨慎将对王安石的诬陷诽谤推到了极点。

《丹铅余录》卷三云：“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说：“一言丧邦，安石之谓也。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清初鼎革之际，思想界突破了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富活跃。但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虽然深怀用世之心，封王安石的评价基本上仍然步武前人，甚至于加密转深。如顾炎武云：“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

颜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随着儒家经世思潮的高涨，出现了自南宋以来首次名正言顺地替王安石“平反”的呼声。这就是理学“具端”颜元。“以霸学起于北，……其学以事功为首，谓身心性命非所急，虽子思《中庸》亦诋訾无所顾。……如此人者，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

他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发挥到了极端，对重德性、轻事功的理学，持一种激烈的批判立场。颜元评价王安石，最推崇其肯为、敢为的大有为精神，已开清末梁启超等为安石平反之先河。

综上所述，范仲淹以其非凡的改革实践影响当时．又以其高尚的人格垂范后世，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启示。而王安石，则因为改革一方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损害了百姓利益；一方面又急功近利，得罪了当时的“君子”，为自己招致数百年的诟病。

其实就像王安石夫子自道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还真是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说：王安石与当时人远，倒与后代人近。故此，王安石是孤独的，王安石也是幸运的，他敢于担当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