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曾盛赞江南："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但是钱穆却说，中国的国都决不可设在江南。如此钟灵毓秀、人才济济的地方却无法作为中国的首都，他为何这样说呢？

中国自上而下的发展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西方由小到大，由温带到寒带，由低到高：从希腊到罗马，先后跨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德国，但那时的苏联，希腊是小地区的暖区，德国和苏联是大面积高寒地区。

而中国的历史呢？中国以黄河流域、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向长江转移，再由江浙向闽粤转移，是由大到小，由高寒带向低暖带的。二者恰恰相反的。

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要知道，中国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领土确实十分辽阔。曾经的中国古代从不缺少战争。每次发生大动乱，人们就到处逃窜。旧的文化迁移到新的花园，新的文化就出现了。这就是文化的变迁。

不管我们现在去哪里，因为文化是流动的，文化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有历史的遗迹。因而每个地方都有历史遗迹和文化纪念馆。文化不能代表未来是发展，这些景点只能作为游客体验一段历史的景点。如山西大同，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很多人，包括士兵、学者、政治家、僧侣等等,但也逃不掉不复从前的繁荣的命运。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由上而下的，地域虽然如此，我们的国家却绝对不能这样的。只有不断进步，我们才能自下而上。

发展需要新血液

我们要如何进步？抗战时期，钱穆先生写了两篇文章，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的首都永远不应该位于江南地区。事实上，江南地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区域，有大量的人才。但是，因为一直处于过去和暂时的荫蔽之下，国家是得不到发展的。

要不为什么说青年是希望呢？只有不断地寻找新的力量，才能使国家有活力。如果满足于现状，不知道如何看待危险，那么国家只会呈现下降趋势。

民国二十六年，钱穆先生从洛阳到长安，游览西北，一路上看到了许多农村社会生活状况。他觉得中国的混乱即将来临。然而，在同一个国家，有两个不同的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人总是喜欢跑到东南沿海，那里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诱导着人们奔赴向前。但黄河中上游和大陆西北部长期荒芜。虽然如此，当地人的血脉依然是我们古代汉唐王朝的传承。

从本质上说，这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也许更好。如果能够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仍然能够发扬我们北方祖先的博大精深的精神，这是人们寻找新的历史文化生活的主要途径。

平衡中国各地的发展

建设一个国家的精神应该逆潮流而不是跟风。这也恰巧像一个人，逆流而上，如果你不前进，你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中央政府进驻南京时，全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力量集中在东南部，西北部被抛弃。有了东南的吸引力，就没办法了。

第一种是偏瘫。如果不治好，他们都会麻木的。如果西安作为西安的首都，是由中央政府、知识分子和经济力量主导的，可以向后拉到那边，逐步向后移到一部分，使两边逐渐平衡。在汉唐时期，它是如此的落后，从东到西。

此时，应该由南向北逆转。后来，华莱说："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这也恰巧与钱穆的观点相符合。

带动内地的发展

那时候的中国太过落后。日本已经被赶出了中国，而苏联才是和中国相联系的。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选择合适的首都自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应该接近大多数想接近政府但不能接近的人，但不一定要接近江浙闽粤沿海地区的人民。他们有能力接近政府自然会前来。

中国不同区域发展不均匀，像西北太落后，政府离他们很远，他们没有力量接近政府。若是处于太过安逸的状态难免不利于国家的奋进。移都西北或许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中国，不仅有发达的沿海一带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有着像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等发展没有那么迅速的国家。无论繁荣与否，它们都是中国的土地，谁也不能割舍中国一个整体。

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的：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北方人并不比南方人差，但文化和经济环境掩埋和压制了他们。

被西方的超前吸引后，大家都喜欢跑到沿海地区去。自然沿海地区发展先进，但大陆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所以中国应该互相帮助。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至少要用一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回归黄河流域，继续向西北方向发展。

想要中国走上正轨，中国人就必须把自己的力量推到落后的大陆。因此，中国真正的问题显然是在大陆内地。只有内地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家才能真正发展。总而言之，国家的发展不是一个地区的独自繁荣，而是中国各个地区都能够稳步地发展，如此，才能创造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