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网络上有关“中国十大改名失败城市”之类的提法，这些提法为有些城市的改名表示惋惜，甚至还跟“没文化”扯上关系。其实，每个地方的改名，都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而那些“惋惜”的声音和所谓指责“没文化”的意见，反映的无非是下面几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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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于历史不能自拔

最典型的例子是长安改名为西安。自秦末刘邦攻入咸阳，并取“长治久安”之意建都，长安作为中原王朝的首都达千年之久。但随着盛唐的衰落，长安再也没能回归中国的政治中心。唐之后的长安先是以京兆府为名，明朝洪武二年被徐达改为西安府，西安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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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都城地位的旁落后面，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关中地缘价值的没落。一千年后，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沿海城市开始百舸争流。西安依然是西北地区一等一的城市，但不再是那个执中原王朝之牛耳者。比起沉浸在“长安”的迷梦中，如何在“西”字上做文章来发展经济，对西安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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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沉浸于历史的还有改名为黄山的徽州。徽州脱胎于隋开皇九年设立的歙州，北宋改名为徽州。1987年为了打造“黄山”品牌，在徽州地区基础上成立了地级的黄山市。改名的同时，徽州一府六县之一的绩溪县被划归宣城，而在以早期属宣城的太平县为基础成立的县级黄山市，则由省直辖改为地级黄山市的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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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民国二十三年，属于徽州一府六县的婺源被划给了江西省。由于徽州的区划至民国初年已稳定存在了近八百年，在形成稳定的徽州文化的同时，也固化了徽州人的身份认同，这一点在民国的婺源回皖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徽州名称和区划的变迁背后，是徽州人固守的内化循环体系遭遇近现代思想文化和商业模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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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黄山市成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黄山”不负众望成为安徽乃至中国旅游的一张耀眼的名片。当黄山市因这张名片在旅游业中赚得盆满钵满后，还有人说“黄山”没“徽州”更有历史感和文化底蕴，是否有必要回过头来考究一下“黄山”名称的由来，以及这座山为什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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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在文艺范儿中

典型例子是金陵改名南京。其实说到南京的建城史，并非始于金陵起源的金陵驿，而是公元前571年楚国在六合设置的棠邑，距离楚威王熊商筑金陵邑还要早二百多年。在明成祖朱棣将应天府改称南京之前，这座城市已有至少七、八个名称。而为“金陵”这个地名惋惜的，大都归于它符合中国古典文化的风雅气质。

真的如此吗？虽然“金陵”二字的出处有多种说法，但“陵”的原意为较高的山，后借用为帝王的墓葬。不管哪一种，都谈不上风雅，更何况在金陵十二钗出处的《红楼梦》成书时，南京还被叫作江宁。比起这些温柔的名字，还是“南京”更适合这座虎踞龙蟠的城市。试想如果南京博物院被叫做金陵博物院，是不是气势就弱了好多呢？

名人效应病

典型是常山改名为石家庄。常山作为古地名源于秦设置的恒山郡，到了汉朝为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称常山郡，常山郡古城址位置在现今石家庄市南部的殷村镇故城村南。斗转星移间，清末民初在这片土地上随卢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崛起了一座城市，它起源于作为村庄的石家庄，最初叫石家市，后改称石门市，解放后正式叫石家庄市。

其实石家庄原本就叫石家庄，从来没有改过名。为什么不觉得上海应该改回叫松江，或是深圳改回叫宝安，而却认为石家庄应该改回叫常山呢？因为松江和宝安没有它们的赵子龙，而常山有，哪怕石家庄确实“土得掉渣”，哪怕“常山”并没有比“石家庄”洋气多少。

这，就是名人效应病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