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民党第45军312师新上任了一位副师长，此人名叫李长亨，原本是中统在成都的一个特务头子。三大战役后，蒋家王朝大厦将倾，蒋介石开始谋划退路，从全国各地召集一些可用之才，为退守台湾做准备。李长亨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南京并安插到军队中的，而45军原本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主要将领大都出自蒋经国控制的青年军。

就在李长亨从一个特务摇身一变为副师长后不久，45军的另外一个师，97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宣布起义，这支部队跟国民党政府一样，摇摇欲坠。李长亨担任312师副师长后，带兵的表现明显有些外行，他不断弱化士兵的军事训练强度，只是让他们整天修筑工事，以至于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用，更别说上阵打仗了。

当然，在国民党这样一支烂透了的军队中，出现什么样的将领也都不足为奇了。比李长亨级别高得多的特务头子康泽，在43岁前从未带过兵打仗，因为跟蒋经国争权失败被调离特务组织核心，出国考察一段时间回来后，直接到前线成为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襄樊战役中被俘前，康泽还在前线大摆宴宴给自己过生日。李长亨虽然仅仅是一位副师长，远没有康泽那样显赫，但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命运。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23日便解放南京。李长亨跟随国民党残部沿京行公路撤离南京，准备退到台湾去，但他们刚刚离开南京不久，便遇上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88师，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整个312师都当了俘虏。

解放军一向优待俘虏，但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自知罪恶深重，在被俘时通常会假扮普通士兵，以逃脱惩罚。早在红军时期，就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装扮成士兵，成功领到路费后脱逃的案例。李长亨作为一个副师长，也算是够级别了，加上此前是人人深恶痛绝的特务，按理说怎么也该想办法掩饰一下。但他看上去好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是主动配合解放军清点自己的部队。待部队收拢完毕后，李长亨才跟解放军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自己人。

在当时，的确有不少地下工作同志打入了敌人内部，其中也不乏一些高级将领，但李长亨这个中统大特务，怎么可能是自己人呢？战士们还要行军打仗，根本没有功夫多听他解释，加上隐秘战线的组织关系，也不是一线部队的普通将士能够明白的。就这样，李长亨被关押进了战俘营。

就在被关押的李长亨继续与解放军交涉自己的身份时，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来战俘营补充兵源。李长亨看到后激动地对他说：“我是李唯平啊！老同学！抗大四期三队的，在延安时我们还同住一个窑洞呢，想起来了吧？”

钱申夫定睛一看，也认出了这位老同学，顿时一脸惊讶。那是1938年下半年，同是爱国青年的他们一起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可在学习期满后，他明明听说李唯平去了华北前线啊，怎么成国民党的人了？李长亨也看出了钱申夫的讶异，连忙解释道：“关于我的情况，现在和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立即报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一回电报，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句话正是李长亨在成都时的联络人陈于彤调离时告诉他的绝密暗语。当时，陈于彤告诉李长亨：“你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坚守岗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离开，要做好长期潜伏下去的打算，即使和组织上断了联系也要单独工作。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与党组织联系，就找到当地党的最高层，让其给中央发电报，联络暗语就是‘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黎强

黎强是李长亨在党内的化名，那是董必武亲自为他取的，意思是能力和战斗力强，这个名字就算在党内，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李长亨也不是他的本名，那是他在国民党内部潜伏时用的一个化名。黎强原名李碧光，还曾用过一个名字叫李唯平，也就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的名字。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黎强就在这一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在上学期间受到了思想进步的表哥影响，尤其是二表哥姚仲蜀。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青年共产党员，于1927年回到老家开展党的工作。年仅12岁的黎强就经常为二表哥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此后在这股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一路考入安岳中学，继而又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习。

在成都上学期间，黎强不断阅读进步书籍，参加进步团体，领导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此外，黎强也跟当时全国大量进步青年一样，十分向往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也正是在学生运动期间，黎强结识了老共产党员，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的周俊烈，开始接触一些秘密工作。1938年7月，黎强大学毕业，在成都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到了向往的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

因为有秘密工作的经验，学习期满后，黎强跟其他几位四川籍同学返回大西南，对外宣称去了华北前线。在重庆市郊红岩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黎强等人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接见。南方局组织干部廖似光跟黎强单独谈话，交待了秘密工作任务，并告诉他董必武为他取的名字“黎强”。

告别红岩嘴，黎强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安岳老家，找了一份县立高小教务主任的工作，以此掩护秘密为党工作。尽管已经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此时的安岳县城里，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大肆迫害。黎强经常领导老百姓进行抗日活动，也引起了特务的忌惮，他们扬言“要把他撵出去，撵不走就干掉。”无奈之下，黎强在周俊烈的帮助下，悄然离开安岳，到了省城成都。

在成都，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依旧十分猖獗，中统的特务们疯狂破坏共产党在川西和成都地区的组织。为了获取情报，保护党组织成员，黎强的上级刘文哲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要求他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为什么偏偏选中黎强去执行这个任务呢？除了他曾有过相关地下工作经验外，还因为他有着极为优秀的交际能力。此外，黎强的父亲李可延是安岳周边几个县有名的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袍哥里也算是长字辈了。这样的身份对于地下工作也很多好处，其一是熟悉社会上那一套，跟三教九流的人都能攀上关系。其二，中统的核心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便是青帮出身，其中的主要人物都必须同时加入帮会，了解青帮、袍哥会的一套规矩。

黎强同志1948年底在南京任国民党312师政工处长兼副师长时摄于玄武湖畔

接受任务后，黎强便在其社会关系中寻找突破口，果然通过一位叫翟自湘的同乡结识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科长周壁成，从而进入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学习。在中央军校期间，黎强经常故意跟班上的中统同学交朋友，拉关系。结业后，黎强被分配到川军56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与此同时，黎强仍不放松跟一些中统人员维持关系。不久后，他如愿在中统同学廖振华的帮助下，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

虽然进入了中统，但如果不能进到核心机构，仅仅在外围也很难获取机密情报。但是要怎样才能引起高层重视，进入到核心机构呢？他显然不能带领中统特务去逮捕共产党，破坏党组织。后来，经过黎强与联络员陈于彤探讨，决定利用中统内部矛盾，从中获取机会。

中统内部也是拉帮结派，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都是相互包庇推诿。有时候情报泄露了，都在推诿的时候，黎强便偷偷去报告上司。这种事情只要有人告就一定会查，当事人还没搞清楚是谁告的状就已经查出来了。这样的事情多做了几次后，特务头子就对黎强另眼相看了，认为这个李长亨还是有些能力的。

不久后，黎强又抓住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中统内部一份关于调查中国青年党的文件泄露了，青年党主席曾琦拿此事质问蒋介石，弄得老蒋好不狼狈。蒋介石责令中统头目徐恩曾限期破案。黎强想起负责外勤的曾庆高曾向他索要过电报原件进行阅读，几天后才将文件归还，他敏锐地断定问题出在曾庆高身上。就在中统四川调统处主任孙云峰为此一筹莫展时，黎强主动报告了这个重要线索。经过审讯后，曾庆高承认自己是曾琦的堂弟，是他将电报原件拍照给曾琦的。

曾琦

“立功”后，黎强被派到全省最高特务机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一职，正式进入到了核心机构。既然已经占领了阵地，就要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为了不引起人怀疑，黎强还娶了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赵选之女赵蜀芳为妻。婚后两人十分恩爱，但黎强从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妻子。

到了“省特会”，黎强逐渐得知，在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党派科）最重要，因为它掌管着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中统把秘密逮捕或“短促突击”后叛变的共产党员或其他人士，又悄悄地放出来让其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定期向中统特务机关汇报情况。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单位、联络方式等有关材料，就是所谓的“特情”。

这个“特情”材料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中凡是可以向中统提供有价值情报的人员名单。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是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后叛变投向国民党，此人年轻，头脑灵活，点子多，深受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的重视。这批“特情”材料，就是他当三科科长后亲手建立起来的。叶申之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则随时都拴在他的皮带上。除了孙云峰，这份“特情”是绝不示人的。

为了搞到这些特情材料，黎强开始主动与叶申之交好，两人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同时还拉拢了一帮年轻特务，成立了一个“青年互砺社”。黎强跟这些特务们说自己在外面有兼职，聚会时通常都是由他买单。其实，黎强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拿钱供他们娱乐。而叶申之吃喝嫖赌样样在行，黎强就经常为叶申之买单。看到黎强出手阔绰，交友广泛，叶申之提出想要找个油水多一点的肥差，托黎强打点打点关系，黎强满口答应。

在一段时间接触后，黎强终于在一次灌醉了叶申之后，拿到钥匙打卡保险柜，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打开“特情”档案，迅速翻阅，发现了陈景文、冯一飞等叛徒的名单以及打入民盟的特情人员名单。南方局得到情报后，迅速采取措施，主动断绝与叛徒的往来，并通知相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成都。

1948年底，黎强同志任国民党312师政工处长兼副师长时摄于南京玄武湖畔（左边戴军帽者系黎强）

在中统潜伏期间，黎强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机智地解救共产党在押人员。有一次，黎强的联络员陈于彤身份暴露，他主动提出率队前去抓捕，快到地点时，他让司机远远地打开远光灯，按响喇叭。陈于彤得以从容地处理掉机密文件，翻墙脱逃。

随着黎强在国民党内的官职越来越大，他截获的情报也就越来越有价值。凭借着对党的耿耿忠心和大智大勇，潜伏者们为党除奸，一人可抵百万雄师。1948年底，黎强被调往南京，原本打算随蒋介石集团撤退到台湾继续潜伏，阴差阳错之下被三野俘虏，回到了组织怀抱。

他在抗大的同学尽管对他的身份仍存怀疑，但还是不敢怠慢，照黎强所述上报三野前委，给党中央发电报，询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两天后，三野前委收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两个月后，黎强又从北平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副部长钱瑛报道，按照组织的要求，加入到二野解放大西南的队伍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