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墓葬文化，是以农业社会的出现为基础并共同发展的，女蜗造人的传说体现了古人对于土的重视程度，人们普遍认为人由土中而来，死后也应该再回到土中,因此人们将逝者埋进土里，回归大地。同时又因为古代科技不发达，人们将许多自然现象的发生认为是人死后鬼魂作怪，为此人们小心翼翼地埋葬死者，并同时陪葬许多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器皿等，竭尽全力地去取悦鬼魂。《吕氏春秋·节桑》中写到“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这说明我国早有厚葬的传统，禁止盗墓的法律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制定出来，国家越是强大，家族越是完整富裕，对于本国人或是本家族人下葬时的陪葬物品就越是珍贵繁多。唐代盗墓之风盛行，尤其是洛阳、长安两地盗墓者更是猖獗，唐代杰出的文学家韩愈也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经常见到墓葬被盗的惨状，作诗“白水龙飞已几春，偶逢遗迹问耕人。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来表达内心的悲痛。

1.丰财厚葬启奸心

从土葬制度设立以后，盗墓现象从未断绝，究其根本，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就是众多盗墓者敢于迎风作案的原因。盗墓行为的最基本的动机，由自劫夺财产的出发点，即“物利”的追求。1“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2司马迁曾写到过秦陵陪葬品的数量“奇器珍怪徙藏满之”，秦陵地宫总面积四万一千六百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而奇珍异宝比比皆是，从占地面积来看，秦陵陪葬品的数量和珍贵程度都是无法估计的。唐朝前期既没有发生内部战争，又没有外敌入侵，自贞观年间统治到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就当时的世界环境来看，唐朝也是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人民丰衣足食，百业兴盛，因此厚葬之风盛行于整个社会，“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棺椁之丽，不可胜原”，厚葬之风的盛行，于逝者无益，但却刺激了盗墓者一夜暴富的求财心理。

根据宋代赵明诚所写的《金石录》一书中记载，在唐代被盗的墓葬多为王侯贵族之墓，如“唐代长光长公主墓”、“唐大将军梁光墓”等，这些墓葬因其主人生前地位高贵，在厚葬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陪葬物品必然丰厚，驱使盗墓者们无视等级制度和严刑峻法也要来盗宝。唐太宗曾说过要顺从长孙皇后的心愿，自己死后进行薄葬，根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昭陵“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军阀温韬要盗掘唐太宗昭陵，见到昭陵内部结构复杂，陪葬品奢华无比外，还在陵墓外面建造富丽堂皇的华美宫殿，闳丽程度不异于人间，如此可见在一代君主要求进行薄葬时墓陵还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见唐代贵族厚葬时宝物之盛。

唐代为了厚葬，大量烧制俑、动物和各种器皿，如受到西方国家重视的唐三彩，就是唐朝时广泛用于陪葬的一种器皿。唐人建墓，除了陪葬大量的珍贵物品外，还极其讲究墓室的构造和用材，有些建墓用的材料分为砖、石、木不等，不但精美，还持久耐用，市场价格不菲，如专用于帝王陵墓建造的金丝楠木，因其生长环境独特、生长时间漫长，年代越是久远越是珍贵，所以盗墓者不单直接从墓中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还追求墓材。《旧唐书·薛愿传》记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此时正值安史之乱，战乱频发使资源匮乏，于是薛愿就广盗坟墓，将建墓的材料转用于修建防御工事。虽然薛愿并不是出于私心盗墓，但是唐诗“荒坟开作瓮城培”的描写也印证了唐朝盗墓者们经常盗取墓中建材的情况。墓葬中丰厚的宝藏，难得又结实的建材无一不吸引着盗墓者们多行盗墓之事，唐代盗墓现象频发也就不难解释了。

2.掘坟断墓坏其势

根据古籍记载，“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人们讲求风水实际上是总结对自然的认识经验，找寻出事物运行的规律，使人们顺其自然、趋吉避凶。在古代，人们习惯于把风水称为堪舆，风、水、地三者从外界来讲是自然条件，从内部来讲是与人体内血脉经络相同的中医理论，不论是宗教学还是养生学，都追求达到天、地、人合一的最佳境界。唐代各种学说广泛兴起，风水学说也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批风水大师产生，当时有些文化的人都懂得一些浅显的风水知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信奉风水之说。唐代为此还专门设有“司天监”一职，就是专门派官员看天文星象预测国运，如善用风水之术能使贫者致富、被唐僖宗封为国师的杨筠松就曾任职其中。唐代广袤的土地上，皇宫、官宅、乡村、墓葬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风水学说的影响。

坟墓不单是逝者死后长眠之地，还与生者运势息息相关，就是在现代许多人还在寻找风水俱佳的墓址。隋唐两代奇人能士屡出，堪舆大师如郭璞、袁天罡等人又将风水之术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唐人对于祖坟的风水极其看重，造成了唐人盗墓“挖祖坟”的景象。人们相信祖坟与整个家族运势相关，如果祖坟“冒

郭子仪是唐朝中期名将，为平定安史之乱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皇帝重视，也因此遭到了他人妒忌。当时的大宦官鱼朝恩与郭子仪素来不和，想方设法阻碍郭子仪的仕途，因此便想出了挖郭子仪祖坟以破坏其运势的办法，但好在郭子仪技高一筹，还未等鱼朝恩有所动作就把他告到皇帝面前，使其受到处罚，也避免自己祖坟被人挖掘。唐人对于祖坟的重视程度远胜于一切，东都留守柳仲郢就是因为先人坟墓被盗便毅然辞官回乡。

3.斫棺暴尸慰仇怨

虽然盗墓行为发展到现代，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是诱发盗墓者施盗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盗墓现象最原始发生的时候，由于厚葬之风还未盛行，人们并没有什么陪葬珍品的意识，此时盗墓者实施盗墓行为大部分是基于报复的心理。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平民阶级，受到他人不公待遇时都会牢记于心，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报复，等到自己羽翼渐丰时仇人却已经入土为安，那么此时发泄仇恨的办法便是悄悄地斫棺暴尸。历史上最出名的以掘墓来复仇的人便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

根据《史记》记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痛恨楚昭王，但是又找不到楚昭王，只好拿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撒气，由于楚平王此时已经过世，伍子胥便挖开他的坟墓鞭打他的尸体。隋朝后期，时局动荡，各地经常发生残暴之事。隋朝官员王颁因为父亲和兄长被陈国开国王陈霸所杀，隐忍十年，终“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王颁不仅在夜里盗掘了陈霸的坟墓，还烧毁了他的尸体，可谓是挫骨扬灰。在唐代爆发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局面也变得动荡，斫棺暴尸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根据《新唐书》记载，卢龙新任节度使张弘靖因为安禄山、史思明就是在此地开始带领军队叛乱，事发多日在当地百姓心中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张弘靖出于对安、史二人的仇恨心理，便“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8。可谁知张弘靖盗墓毁棺的行为被人偷偷传了出去，引起当地百姓极大的愤怒。常言道“人会死，可是仇恨不会”，当人们内心的愤怒在活人身上得不到发泄的时候，便将视线转移到了死者身上，越是动荡时局，就越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唐朝后期盗墓现象频发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报复仇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