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历史上非要把李治说得像一个碌碌无为的帝王，我实在不敢苟同。唐高宗李治，其在位时间比李世民和李渊的执政时间加起来还要长，他被后世的修史家们贬为在重要的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的统治者，但如果真的是这样，唐朝能成为全球巅峰吗？李治执政时期的唐王朝可是整个唐王朝最为巅峰时期，很多人把他理解完全继承了贞观之治后的涨势时期。我更是不敢苟同。

的确，高宗时期，对于管理上的革新需求不多，基本的政府机构已于高祖时期设立，太宗又加以改进和使之合理化，李治继承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它具有一套顺利地发挥作用的制度，一个受集权的法制约束的行政体系，其中各官署的职责都有法律作了周密的限定和规定。

这一种制度化的行政机器的基础是制定成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使政府能顺利地运转，而这正是整个高宗统治时期并不关心的事，也被后来的史学家们认为高宗无能，可是我们想想，都有很完整的运作流程还需要去全部更改吗？答案肯定不需要，只需要修改部分在太宗或高祖时期未能相到的。

就如在太宗时期制定的《唐律疏义》，在李治执政时期，并没有忽视法律。相反，每隔一段时间，李治就要召集朝廷的官员来研讨法律，经过群臣讨论后修改来顺应时势力，这比唐朝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正规。在李治时期的个别法学家和注疏家都非常活跃，例如，超听说两位解除的官员赵仁本和崔知悌完成了私人选编的案例《法例》，它后来普遍使用于七世纪的法律学校。

李治另一个创举比他的父亲和爷爷都要伟大，就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执政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来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时期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

都说科举制是选拔官员的好制度，可我的看法是科举制可以给统治阶级带来新的社会成分，来增加对于李治统治时期或者武则天执政后的新政体的支持。但纵观整个历史，我们发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来自两种途径：一种是勋贵和高级公卿子弟，一种是寒门子弟。但寒门子弟数量仍比非寒门子弟人数要少，可是在当时阶级社会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倒不如说李治是一种新政体的开创者，使得官僚阶层被注入了新的血液，更好地统治唐皇朝，不可不谓精明。

而对于科举制的另一个创新也不可不谓李治的高明，658年，李治下令为特定应试人举行殿试。在以后各朝各代，殿试几乎和进士同样被看重。因此，国家的首要官员在科举制下得到了彻底的改造，整个朝廷上几乎是充满活力的，朝廷以一种崭新的模样呈现给世人。

在李治统治时期，通过科举制度的更加完善不断的扩大官僚队伍，给唐皇朝的财政带来了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压力，迫使李治用以后的各种大规模战争来获利，唐皇朝也逐渐被李治治理得地非常强大，其统治时期的地图板块非常大，周边国家，尤其是高丽，一直屈服于唐皇朝的威严之下。所以要说李治无能，我真不能赞同。

本文参考文献《中国通史》、《中国野史》、《中国.剑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