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公元632年（贞观六年），临近年关的一天。心血来潮的唐太宗李世民，突然翻阅起了京师长安监狱里400余名死囚的犯罪档案。

经过复审太宗发现，这些死囚大多都是隋末唐初天下大乱时，因生计所迫走上的犯罪道路。乱世用重典，官府出于稳定地方局势的考虑，于是较多使用轻罪重罚的手段惩戒犯罪行为、杀一儆百。

但此时的大唐立国已达十五六年，平定王世充、窦建德、萧铣、刘黑闼等割据势力的时日也过去了许久，帝国各地逐渐趋于稳定。如何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使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成为了唐政府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面对眼前这400余名死囚犯人，李世民突发奇想，下令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约定来年如期回到监狱伏法受刑。

这便是发生在唐太宗身上，著名的“四百死囚来归狱”典故。结果第二年，脱离了政府监控的400余名死囚，因感念报答太宗宽大为怀的信任和体恤之情，无一逃跑全都按年前约定的期限回到了监狱。深受感动的李世民，索性干脆宣布赦免他们归乡为民。

太宗的这一决定，在称颂他的人看来是爱护百姓的崇高善举。封建帝王治理国家臣民的手段，本来就是汉宣帝总结的“霸王道杂之”，既有法家“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严刑峻法理念，也有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改造、道德教化途径。太宗通过体恤和信任感召死囚犯人，正是从法律上践行宽仁慎刑的治国精神。

隋朝炀帝时期，政府以严刑峻法治国。中央政府把生杀大权下放到州县，地方官徇私舞弊、草率判决的情况时有发生。残酷的法律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反隋起义此起彼伏，迅速呈现燎原之势，从而使得隋帝国成为继秦帝国之后，另一个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

、李世民上台执政以来，贞观君臣从缓和隋末以来民众与政府紧张的社会矛盾出发，以宽仁慎刑的精神制定了《贞观律》。禁止屈打成招的刑讯逼供，凡是重大案件大理寺都要严格复审，对于涉及死刑判决的案件更是要报皇帝处审核3~5次，力求减少、纠正冤假错案。唐太宗释放400死囚的决策，其出发点正是有鉴于此。

然而，历史永远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唐太宗在位期间所做影响恶劣的事，其中之一便是逼迫房玄龄给他看“起居注”。为了让李世民满意，房玄龄不得不将原先的记录加以删减、美化，从此首开皇帝篡改历史的先河。

“四百死囚来归狱”事件，在后人看来实在太过完美、伟大得不可思议。于是有观点推测，整件事前前后后都是李世民自编自导的形象工程。四百死囚也许都处在官府的严密监控之下，第二年按时押回，以此来完成“皇帝的仁善爱民”和“死囚深受感召下的轻死重信”，从始至终都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形式主义作秀。

欧阳修和王夫之的观点认为，李世民在这件事上是拿法律当儿戏，来粉饰贞观年间的社会气象和自身的高大形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纵囚论》，狠狠得把李世民批驳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