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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15日，宋子文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发现因“剿共”使得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极为严重，当即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曾想不仅劝谏无果，反而挨了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宋子文一气之下辞了职。

宋子文的辞职，对深陷困境的江浙财阀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上海财界商界头面人物曾致电南京，要求不予批准。而公债价格也因预料宋之去职而大幅下跌。

宋子文愤而辞职后，1933年4月6日，蒋介石的另一位大舅子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同为理财专家，孔祥熙与宋子文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

孔祥熙，字庸之，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自己也是一名银行家及富商。

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H·CONG，所以时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实际上，他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精明到了骨子里。孔祥熙追随孙中山多年，在孙中山逝世后面临国民党内分裂状况时，一度很迷茫。

和宋子文一样，孔祥熙最初对蒋介石印象并不好，他一直认为中国必须由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治理。而蒋介石显然是一个独裁武断的旧式军人。因此，在蒋介石于1927年来拜访寻求支持时，孔祥熙不冷不热。

但宋蔼龄的态度很明确。她劝孔祥熙投向蒋介石，况且当时蒋介石正在和宋美龄热恋。她认为，只要蒋宋联姻，蒋家军队和宋家金钱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最终促使47岁的孔祥熙下定决心完全投向了蒋介石阵营。

孔祥熙与宋子文在出身背景和立场方面都大不相同。宋子文成长于通商口岸，和西方化的金融资产阶级关系融洽。而孔祥熙出身亦商亦儒，在南京官场中更为游刃有余。宋子文积极独立的政治风格，使得他能利用上海资本家，鼓励他们参与政团活动，以作为他施展政治压力的力量；孔祥熙却不认为和资本家联合可以成为个人政治力量，他不同意宋的紧缩开支计划和抗日政策，而是为蒋介石筹集全部剿共军费，对日问题则采取低姿态……

宋子文和孔祥熙都希望尽快统一国家财政，但不同的是，宋子文希望建立一个以上海银行业为核心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而孔祥熙则奉蒋介石之命，计划取代上海银行家、建立一个国有垄断的金融体系。

1933年11月，孔祥熙一上任就公开宣称：“

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

。”

孔祥熙上任后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要求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且这笔钱还要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作为储备。对此，上海银行家们群情激愤，难以接受。1934年8月，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修改此法令。

南京政府不仅没有答应，反而紧接着出台了更严厉的条款。8月，南京政府命令各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存款余额。各行当即强烈反弹，因为这样一来，储户肯定会把存款转移到沪上外国银行，因为外国银行有治外法权保护、南京政府无法干预。

其实孔祥熙的主要意图，还是恐吓、强迫银行家继续购买政府公债。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孔祥熙奉行赤字开支政策，不足的预算资金，则依靠发行国债、向银行透支、发行财政性货币的办法来应付。

此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只能继续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

但经过多轮公债购买的上海银行家，已经表示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新公债了，而中央银行亦已筋疲力尽，无力再多承购政府债券。

尤其是，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强烈反对孔的赤字财政政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因此拒绝为孔祥熙提供资金。张嘉璈很清楚：“盖公债代表一种制造之信用，其所得资金，若不用于生产之途，徒增消费之膨胀，物价之腾贵”。随着政府财政日渐依靠公债发行，张嘉璈也开始实行消极抵制对策。

自1931年12月起，中国银行将持有的政府公债陆续脱手，使营业部分公债占有价证券持有额的比重由40%左右降至1934年末的29%。而这正是在孔祥熙入长财政部并大力发行新公债的情况下发生的。这让孔祥熙大为光火。

然而孔祥熙又不能不慎重应对张嘉璈的反应。这是因为两家银行对中国金融业的垄断。当时，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的资产，相当于中国全部银行资产的三分之二、中央银行资产的3倍。

但正如孔祥熙所说的，南京政府宁愿长期赤字财政也要坚定剿共。从1930年11月开始，短短2年半间，蒋介石总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调动兵力也是一次多多一次，最后一次竟调集了100万兵力。

一面是巨额财政赤字，一面却是经济持续低迷。1935年，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爆发实业危机。在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终于准备突袭中国银行。当时，商人们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予紧急救济，工商界头面人物也对拒绝进行抵押贷款的大银行施加压力，要求银行发放贷款。这时，孔祥熙认为行动的时机成熟了。

他首先要踢走的，就是带头抵制公债购买的张嘉璈，同时计划将中国银行收归国有。

他暗中联合了连襟宋子文、黑社会老大杜月笙。1935年2月初，孔、宋在汉口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1935年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策略。大佬们不敢驳杜月笙面子，尽数赴约。

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抛出一个动议，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此议一出，当然引来实业家们的大欢迎，他们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的孔祥熙那边，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

以张嘉璈为代表的银行家们毫无准备，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陷入了两难：反对则必定同实业家们对立，同意，却又不清楚孔祥熙意欲何为。于是提出，贷款是当然的事情，不过要讨论细节，并且，所筹资金应全数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15天后，实业界与金融界再度开会，还是杜月笙主持，为了形成舆论上的压力，孔祥熙这次没有到场，却通过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电报的方式继续倡议成立“三行小组”。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组织中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组成了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催逼压力。就这样，上海企业家被人为撕裂成实业与金融两个阵营，孔祥熙一时间成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

3月9日，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会，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一亿元的抵押贷款。

3月20日，孔祥熙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议案，决定发行一亿元的以海关税为保证的公债，张嘉璈、陈光甫等人提出，此项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的抵押贷款，张还迅速开始安排贷款的有关细节事宜。事件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演进，实业界当是最大受益者，银行界尽管承担了金融风险，也是应尽之责任。

可是，接下来的峰回路转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