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3日晨，蒋介石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的迎接下，乘专车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直奔香山碧云寺，参谒孙中山之灵柩。

孙中山以及其建国思想对于这个新生政权是极重要的象征。中国自清季以来，中央权威开始衰弱，地方督抚陆续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等资源，权力膨胀，辛亥革命后各省基本都从本省军人中选出都督，更是加速地方政权军政一体化，使地方主义抬头，成为民初军阀政治的重要因素。袁世凯时期虽然极力扩大中央集权，取得短暂统一，但又因复辟帝制而崩坏，继而形成袁后中国南北对峙，军阀割据之势。期间虽有少数人致力于一统，但在南北和谈失败后式微，一方面南北军阀陷入愈演愈烈的混战，另一方面联省自治的主张甚嚣尘上。在此乱局中，正是孙中山与跟随他的国民党人不放弃国家统一之希望，建军黄埔，立足广州，积极推动北伐。在孙中山逝世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也继承孙中山遗志，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纲领发动北伐战争，这也是这场战争与同时期频发的军阀混战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1928年7月6日上午8时20分，一场庄严的祭典在北京碧云寺开始，主祭人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灵堂庄严肃穆，上方挂放孙中山巨幅遗像，两旁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联句。这场祭典原本用意是告慰先总理，国民革命军已完成北伐，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然而，打倒北洋军阀意味着告别了那个军阀之国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这次担任主祭和襄祭的蒋、冯、阎、李四人也正是掌握着军队最多的军头，而四人又各有算盘，只要稍有不慎，不仅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愿难以实现，甚至会酿成更为酷烈的新军阀混战。

那么这几大军事集团是怎么来的？

早在1926年蒋介石誓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本身就是各方势力的一个大拼盘，谭延闿第2军和程潜第6军属湘军系统，朱培德第3军为滇军系统，李济深的第4军和李福林第5军为粤军系统，李宗仁的桂系第7军和唐生智的第8军更是新加入革命阵营的地方实力派，真正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只有何应钦的第1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阵营分裂，北伐一度中止，当时被迫下野又随即复出的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实力不足，因而在发动二次北伐前拉拢了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两大实力派，除了自己的嫡系第一路军改组为第一集团军之外，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三集团军，于1928年2月29日下令正式改组。

除了上述三大集团外，李宗仁手中的桂系第7军在以前虽然属于新合伙人，但在北伐战争中迅速崛起，于蒋介石下野期间与卷土重来的北洋孙传芳部血战于龙潭，挽救南京于危难之中。后又联合程潜西征击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占领武汉，唐旧部于1928年1月2日通电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2月11日桂系征湘成功，28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赴汉准备北伐，李氏赴汉前与蒋介石会面并达成协议，正式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政府又特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次长。这几股举足轻重的势力组成了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的主要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只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几个省，华北及华中地区都在几大军事集团手中，为了迁就事实，不仅要在军事上给予正名（改组集团军），政治上也要使其名正言顺，这就分设了开封（冯玉祥）、太原（阎锡山）、武汉（李宗仁）、广州（李济深）这几大政治分会。到北伐完成后随即形成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以及关外尚未易帜的张学良六大诸侯并存的局面，此外还有保持着割据状态的云南龙云、贵州周西成、四川杨森、刘湘等大小军阀。尽管国旗已由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但国依旧是军阀之国。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处理，蒋介石的地位和新政府的权威也将面临严重挑战。故而1928年7月的北平之行，除了祭奠孙中山之外，蒋还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几大军政大佬商议北伐善后问题，共同签署一个《军事整理案》，准备提交二届五中全会讨论。

蒋介石抛出《军事整理案》的核心在于裁军，这固然有解决北伐善后问题，避免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巩固自己集权的目的，但客观上裁军也是实际情况需要。当时四个集团军加上李济深的第8路军，兵力超过220万人，计有84个军。每月经费超过6400万元、年军费8.7亿元，而当时政府全年只能支付2.1亿元。当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就有代表提交《建议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建议先削减军费26％，军费压缩则兵额必减。

所以蒋介石在北京谒拜完孙中山灵柩后，随即向各大军政首领明言“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希望能“合国防计划与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手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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