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创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领头的人是曾国藩，他并没有实权，而是以二品侍郎衔受命办团练。虽然有募兵权力，但曾国藩既无地盘，也无财源，军需都要求助于各地督抚。地方诸侯们的官职并不比他小，受太平军影响较小的督抚自然不愿意出力，即便是出钱的督抚，也会附带各种要求，上至肃清匪祸，下至看家护院，严重影响了湘军的战斗力和战略部署。

咸丰四年，朝廷的一纸诏书无异于及时雨。它授予了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实职，也就是让湘军有了根据地。这个货真价实的职位，对湘军上下都振奋不已，然而，曾国藩却忧虑起来。

其实，曾国藩得到这个职位，来得太不容易了。在一穷二白的时候，他能创建湘军，经过浴血奋战，水路并进，这才打下“九州通衢”的武昌。于情于理，担任湖北巡抚都令人无话可说。那么，他到底还忧虑什么呢？

原来，他担心的是人言可畏。曾国藩本是儒生，在京城当官时就被认为是理学家。他是为母亲守孝，才辞去官职丁忧，遇到太平天国起义，接受了朝廷的征召，出山主持团练。但此前好歹是虚衔，没有实职，少了几分非议。如果现在担任湖北巡抚，他担心会被人嘲笑贪恋权位，更怕被封建士大夫们骂做猪狗不如。

所以，尽管有了自行筹钱，缓解湘军财政压力的美好前景，曾国藩还是提笔写下了请辞的折子。不管他是虚情还是假意，毕竟是做出了姿态。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奏折刚刚发出七天，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根本没有到达京城，咸丰帝的第二道圣旨马上就到了：

曾国藩着赏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

也就是说，刚刚挂名七天的曾国藩，在战场上立下大功，却被咸丰轻描淡写地带过，几乎无功无赏。当时太平天国节节胜利，朝廷的八旗军和绿营根本不能与之抗衡，好不容易出了曾国藩，带出了湘军，皇帝为何不重用了。咸丰在圣旨中还是做出了解释：

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咸丰的理由就两点，一则曾国藩是孝子 ，必定会请辞；二则湘军还要挥师东进，攻打已经定都天京的太平天国，那时候曾国藩不在湖北，怎么管理呢？

这两点理由，其实相当牵强。曾国藩固然不好意思在丁忧期间担任实职，但按照古代礼仪，如果朝廷有大事，还是可以夺情起复的。现在太平天国几乎要断了清廷的性命，当然是大事。既然已经让曾国藩带兵，就不用掩耳盗铃了，应该授予实权。

另一个理由就更可笑了，曾国藩固然是湘军领袖，但又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他完全可以坐镇后方调度。后来湘军攻下天京，曾国藩也没去前线瞧一眼。而且，即便曾国藩担任巡抚而又不再湖北，还有布政使、宣政使处理政务，又不用他天天坐堂打卡。后来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府还在天京，还在太平天国的手中，怎么没担心他不能行政呢？

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理由背后，隐藏着咸丰的忧虑。在湘军攻下武昌、汉口重镇时，清廷终于听到了久违的捷报，咸丰自然欣喜万分，大笔一挥给予了曾国藩实权。然而，他很快被大臣们浇了一盆冷水。即将致仕的大学士祁寯藻就对咸丰说：“曾国藩只是在籍官员，无兵无权，登高一呼却应者如云，这恐怕不是好事。”

祁寯藻点醒了咸丰，朝廷中还有人持同样意见，不得不让他冷静下来。要知道，清廷虽然极力调节满汉矛盾，但始终对汉人带有戒心。他们可以让汉人担任首辅，担任总督，却害怕汉人掌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同紧箍咒一样，戴在清朝皇帝的头上。

既然曾国藩这么有本事，几乎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就扯起大旗，抗衡太平军，那么哪一天坐大之后调转枪头对付清廷，不也是很容易的吗？咸丰觉得，太平军虽然厉害，毕竟还能应付，要是汉人成了气候，那就是心腹大患。

再加上咸丰本来就小气，格局不大，这才做出了反悔的笑话。此后，他还多次偏袒满人，希望能有满人摆平太平天国，不能让湘军抢了功劳。但是他没有料到，太平天国如此强大，更没有料到满人已经如此衰弱，后来他不得不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授予了更大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