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故里“韩店镇苏家村说”考略
2021年3月全国伏氏宗亲代表齐聚魏桥冢子村于汉伏生墓前祭祀
伏生是彪炳史册的史学翘楚，两千多年前今文《尚书》最早并且是唯一的收藏者、整理者和传播者，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有着重要贡献，厥功至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巨人。然其故里在何方？两千年来聚讼颇多。其中伏生为今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人，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那么，伏生故里确实是今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么？
网络《伏生故里寻访记》这样说：“伏生曾经讲学的大殿的大门，由于年代久远，大门和门框早已破损，不得不改换。门楼和青砖尽显古色古香，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看了当年晁错亲临邹平学习《尚书》，伏生女儿羲娥转述《尚书》的地方，更是感慨万千。”让人感到，咦！这不就是伏生的故里么！就真的好像“伏生曾经讲学的大殿”还在，只是换了两扇大门而已。《伏生·一个不一样的文化故事》中也说：“学者考证,伏生老家应该是现在的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伏生与邹平》又说：“伏生是邹平的骄傲，是韩店的文化瑰宝…元初，皇帝下诏，在伏生故里给伏生建造祠和墓。”网络韩店镇还说：“伏生…今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人。韩店苏家村西原有伏生祠，邹平原有伏生书院，曾设伏生乡。”《邹平名门望族》经学阀阅伏生家族篇说：“承传再造《尚书》的西汉大儒，即今邹平韩店之伏胜。”这些都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板钉钉地说伏生就是今韩店苏家村人。
《邹平县志》载：“苏家庄，明代已有此村，村西有伏生祠遗址。”仅是说伏生祠而已。如果说伏生故里是今韩店镇苏家村，为什么汉代伏生墓在与之相距60里之外的今魏桥镇冢子村西呢？如伏生是韩店镇苏家村人，有什么理由在他死后将其葬在60公里地之外呢？葬在魏桥镇又是为什么呢？若按韩店镇之“伏生墓”是从魏桥镇迁韩店镇的说法，为什么《邹平县志》《齐东县志》等均无丝毫记载呢？假若伏生故里是今韩店镇苏家村，《邹平县志》韩店镇中的所有乡镇村庄中又缘何在历史中没有关于伏姓的一字介绍呢？这都与享誉古今的“伏生故里”极不相称。再者，伏生生于战国，卒于西汉，苏家村是“明代已有此村”。明代初期建村至伏生去世相差至少15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伏生去世之时极有可能尚没有苏家村，说伏生故里是苏家村人又怎能圆其说？有关韩店镇的伏生墓，网络韩店镇介绍中也实事求是的说：“伏生墓位于邹平县魏桥镇冢子村西南，为汉代墓葬。其后代子孙为祭祀方便，将伏生墓迁至苏家村。据2021年3月16日《今日魏桥》公众号介绍：“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伏氏宗亲代表齐聚一地，在邹平市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前举行神圣的祭祖仪式。”为什么是在“魏桥”不是在“韩店”？颇应引起思考。又据伏生第七十代孙伏开亮介绍，伏生祠始建于元朝。”但这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推测与想象，最起码缺少文献依据做支撑。本着对先贤的尊重和对历史的求真，笔者借助案头资料着重对韩店镇境内旧时的伏氏家族、伏生祠、伏生墓方面的情况予以简述，力求得到些许信息或启迪。
一、韩店镇旧时伏氏家族与伏生故里
民国《邹平县志·卷九古迹考二》载：“伏生五世孙伏儒，汉时迁东武……至元代，有名伏步者，为伏生四十六代孙，当元顺帝末年……迁邹平城东北十八里伏生乡”，这应该是今韩店镇伏生后裔在今韩店镇的最早记载。“伏生五世孙伏儒”是从今韩店镇苏家村迁走东武的么？显然不是。根据《邹平县志》乡镇村庄记载，春秋战国、汉直到元顺帝末年伏步迁徙回邹平时，苏家村应该是还没有立村，更没有伏生及后人在此居住过的半点儿信息。所以，伏生五世孙伏儒从韩店镇苏家村赴东武是不可能的。清成瓘《伏夫子墓考》中有“虽久徙居东武，而祖墓在此”的描述，然成氏说的“祖墓在此”应当是指今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如又曰“古言征君墓者，唯云在朝阳城东而已。”朝阳，即汉朝阳县，治所今邹平码头镇境内。这就告诉后人，伏儒当是从今魏桥镇冢子村迁徙东武的，有先祖伏生的墓在这里可以作证！这也间接说明了从东武迁到邹平旧口地的伏步，其祖籍是今邹平魏桥镇冢子村或相邻区域。伏生祠始建于旧口地，汉时属梁邹。元时伏步携本家族迁至此地，明时伏生祠旁立苏家村的说法，几经演绎，把伏生故里与伏生祠定位到了苏家村。伏步从东武迁至于此的原因，应是因这里西汉时曾是梁邹县治所，后为平原县、济阳县治所，宋为邹平县治所，且建有伏生祠，生存环境优于其祖籍故里（今魏桥镇冢子村区域）。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伏生后裔迁徙至此只是择地而居而已。所以今韩店镇只是伏生后人的迁居地，和伏生本人没有关系，更不是伏生故里。伏步大约是在元顺帝末年即公元1370年或之前的数年间，才从东武迁至今韩店镇旧口地，可这时伏生去世已经1500年左右了。所以，从韩店镇伏氏历史渊源来说，这里也不可能是伏生的故里。《邹平名门望族》还介绍：伏氏“大概从第六代开始，其后裔分成东武、安丘、邹平三个支系。”东武支“五世孙伏儒，汉武帝时到东武去授经传道，在此安家。”安丘支“因伏皇后事伏氏家族遭到灭族之灾后，其中幸免者逃亡到了平昌郡，即今安丘。”邹平支“从第六世伏儒到东武之后，家乡就基本上人去室空。虽然宋真宗时期建了伏生祠，也无族人守护。到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伏氏第四十六世孙伏步为了避战乱又迁回到了邹平老家，为伏生奉祀。”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言“东武支，五世孙伏儒。”邹平支“第六世伏儒。”疑有误，待考；二是邹平三个支系无论去东武也好，安丘也罢，都是伏生后裔子孙，他们去东武之前的家在哪里？恐怕说伏儒迁东武之后家乡便“人去室空”也只是后人的猜测而已。若从伏儒自韩店镇旧口地启程考虑，那今魏桥镇冢子村西南方向的伏生墓和冢子村当时的伏氏后人记载又做何解？因此说从今韩店镇启程去东武说难以成立；三是若按“迁回”说，查《邹平县志》在今韩店镇只有旧口村是古村，西汉时是梁邹县治所，余均在明或明以后，为什么找不到秦汉时代甚至是唐宋以降伏姓居住的信息；四是汉武帝时伏生故去不过数十年左右，伏儒如果是从今韩店旧口启程去东武以传经授道为目的的话，会撇开家乡，连个看门守户的人也不留，携家带口举家搬迁而去么？有什么原因会使他们离乡背井；五是今魏桥镇冢子村是春秋战国时期建村，有汉代伏生墓及清末伏生后人还在此繁衍生息的记载，却在文献中找不到韩店、魏桥两地伏姓之间的丁点儿联系线索？是刻意回避？还是另有原因？推想：伏儒启程赴东武时，有可能伏生还在世，或去世不久，始发地应该是今魏桥镇冢子村或相邻区域，那里才是伏生甚至包括伏儒在内的人的共同祖籍故里，伏儒及之后的伏氏后人祖籍也应该是今魏桥镇冢子村。伏氏四十六世孙伏步因旧口地曾是梁邹、平原、济阳、邹平县治所，又建有伏生祠，故而迁至是极有可能的。
据2021年3月16日官方网络《今日魏桥》以“伏氏宗亲齐聚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举行神圣的祭祖仪式”为题，对来自全各地的伏氏宗亲代表齐聚魏桥镇冢子村祭祀先祖伏生的盛况进行了报道。仅以此而言，足可见伏氏后人对魏桥镇冢子村是伏生故里的广泛认同与肯定。
二、关于韩店镇伏生祠与伏生故里
在世传伏生故里韩店说中，今韩店镇伏生祠是最重要的证据，但因祠而说成是故里则太过牵强。韩店伏生祠始建年代众说纷纭，有说汉者，有说宋者，有说元者，有说明者，争议颇多，令人莫衷一是，聚讼不已。然2013年，韩店伏生祠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说“遗址位于邹平县韩店镇，年代为宋。”笔者认为：确认伏生祠始建年代为宋，与唐贞观21年太宗下诏以伏生配享孔子庙庭和宋真宗咸平四年追封伏胜为乘氏伯有关。清柳文洙撰《重修伏征君墓碑》中就说“宋咸平时封伏生为乘氏伯，建祠于今邹平县治东北十八里”，似乎是为伏生祠建于宋代说提供了佐证。那么，今韩店镇苏家村西的伏生祠是始建于宋代么？
（一）伏生祠始建汉代说
滨州网《伏生与邹平》载：“伏生祠前立有石碑数通，其中有晁错亲书小篆汉碑一块。”考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54年，几与伏生是同时代人，曾受诏赴伏生故里学《尚书》，是伏生《尚书》能得以传天下的关键人物。若此“晁错亲书小篆汉碑”是在伏生故后书写的话，那说明伏生祠有可能是始建于西汉晁错故前。据此推论，在伏生故去不久的几年内，梁邹县就率先在县治所旧口为其建起了祠庙。《史记·儒林列传·伏生》说：“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诏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民国《邹平县志·卷一总纪》说：“文帝阙年，征伏生不至，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就伏生家受《尚书》。”其有注曰：“据《汉书·儒林传》邹平城东北十八里伏生祠，即伏生故里。”若按此注，今韩店镇伏生祠初建时间当大为提前至西汉。民国《邹平县志·方域沿革图》中有图一、汉魏晋；图二、宋魏齐隋；图三、唐宋；图四、金元明；图五、今治（清）。图一“汉邹平县、梁邹县、东邹县、魏晋邹平县、梁邹县图考”中，在古济水南汉梁邹县治旧口有祠庙地标物标识，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伏生祠的位置，但标注文字为“伏生故里。”同时该《方域沿革图》还在漯水北标明了今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位置与“伏生墓”字样，县治注明是“东朝阳”。这里所说的伏生墓位置，是在西汉朝阳县治所在。据考，朝阳县自西汉建立，于隋大业2年，即公元606年，省入临济县。自此始，朝阳县在经历了800年左右的时间后消失。图后附注：“梁邹城在今治东北二十里旧口。”在该图四、图五同样位置地标标识有祠庙标志，图一中注明的文字“伏生故里”改称了“伏生祠”。图五将图一中的“伏生墓”也改称“寄驾冢”。对照县治所在，与《方域沿革图》吻合。
笔者没查到《汉书·儒林传》中伏生祠和伏生故里字样的记载，但相信《邹平县志》引述必是言辞有据，其既然在《方域沿革图》中对伏生祠和伏生墓作为重点地标标识出来，且符合祠墓所在史实，就是告诉后人这里发生和存在的重大事情，应作重点参考。图一中的伏生祠墓所在及“东朝阳”标识，说明梁邹县治所旧口地伏生祠，始建年代有可能是在伏生故后的西汉时期。若如此，则伏生祠的建立，与伏生配享孔子庙庭和被追封乘氏伯皆无关联。至于图一标识“伏生故里”，与图四标识“伏生祠”，同一个建筑地标标识前后两种说法，取其合理者，以祠为妥，当然当否还有待贤者考究。至于今韩店旧口地建伏生祠的原因，没有证据表明是因为伏生故里的缘故，初衷应与崇尚文化、方便参观与祭祀，丰富县治所在地文化，提高县治所在地知名度等有关。
综上，今韩店镇伏生祠有可能是始建于西汉伏生去世后不久，由梁邹县始建，虽与201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认可的始建年代有悖，但也不无道理。
（二）伏生祠始建于宋代说
清柳文洙撰《重修伏征君墓碑》中载：“齐东县西南三十里有朝阳故城，俗名魏王城。城东五里，汉伏生墓在焉。地於赵宋属邹平，宋咸平时封伏生为乘氏伯，建祠于今邹平县治东北十八里，距墓尚远。”如此说，建祠时，先有汉墓在朝阳故城城东五里，后有建祠在今韩店，墓祠两地当是清晰明白的。同时，也说明元张起岩在《修祠记》中“即墓建祠”说之误。《邹平地名故事》说：“其实韩店苏家本来只有伏生祠，是宋代为了纪念伏生传《尚书》修建的。”这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韩店伏生祠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年代为宋”一致。以上诸说，疑都是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追封伏生为乘氏伯为据，推论这个时期在县治旁修建起的伏生祠，然缺少史料为证。
（三）伏生祠始建于元代说
滨州网《伏生与邹平》说：“元初，皇帝下诏，在伏生故里（今邹平韩店苏家村）给伏生建造祠和墓。”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闻，因为目前还没有文献表明今韩店镇的伏生祠和墓是在同一个时期建造的。再者，如韩店镇是“伏生故里”，那一定会有其墓穴，为什么还要在身后一千多年由皇帝下诏建造呢？故里没有墓穴就必有其因。若是，则只能说明在元之前，今韩店镇即无墓也无祠。若到元时才建造祠和墓，那今魏桥镇冢子村的汉代伏生墓和韩店伏生祠宋代等说都无法做出解释。民国《邹平县志·卷九古迹考二》载：“伏生四十六代孙，当元顺帝末年，因青属兵荒，迁邹平城东北十八里伏生乡。”查元初时及之前的今韩店镇找不到有伏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或居住过的记载，也没有证据证明那时韩店苏家村已经建村，所以《邹平县志·卷五建置考下》说：“伏生祠……祠创始无征。”其“旧《志》可考者自元始。”“祠创始无征”真实，“可考自元始”模棱两可。至于“元至顺二年，县尹曹叔明重修。”则说明伏生祠始建应该远早于元，这就间接地支持了前面伏生祠始建于汉或始建于宋的观点。基于此，认为伏生祠始建于元代之说缺少证据。
（四）伏生祠始建于明代说
中华伏氏网《邹平伏生祠》说，“据伏生祠碑铭记载，伏生祠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笔者没有实地查看该《伏生祠碑铭》，但基于前论，这个“明万历年间”说也缺少依据，恐以讹传讹。民国《邹平县志·卷五建置考下》记载，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进士正统元年任御史的彭勖（公元1390—1453）说：“伏生坟祠在古济南城之东，今邹平县治之北二十里，背小清河，面长白山，久为大贤栖神之域，奈经兵火，坟夷祠毁。”单以彭勖论，明代万历年间建说明显不妥，因为生于1390年的彭勖不可能知道一百多年后的事情，况且他特意指出“久为”伏生栖神之域，“久为”则说明应该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在此需要还说明的是彭勖笔下的“坟祠”，是否是“祠”的笔误，也未可知。再者，若伏生祠建于明代万历年，那元至顺二年，邹平县尹曹叔明重修伏生祠以及请张起岩为其撰写《修祠记》又如何做解？伏生祠始建于明代或明代万历年间之说，都似无源之水，皆无根无据，不符合史实。
三、关于韩店镇伏生墓
倘若不是恰逢战乱或其它特殊缘故，人死后葬在故里家乡的土地上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丧葬文化传统，这种“叶落归根”的思想从上古至今，根深蒂固，亘古难变，想必两千多年前的伏生也绝不会例外的。伏生去世时，汉已平定天下，四海升平，步入盛世，且他本人在世时备受朝廷尊崇，名震天下，所以伏生的墓应该是在他的家乡故里。如果按“伏生四十六代孙伏步，元顺帝末年迁邹平城东北十八里伏生乡”，应该是指迁至旧口村附近。根据《邹平县志》，伏生去世时这个地方是既不可能有东颜里村、西颜李村，也不会有苏家村，更没有伏生乡的存在，伏生后人没有理由将他死后埋葬在一个毫无关联的异地他乡--朝阳县区域（今魏桥镇冢子村区域）。那么，今韩店镇境内的伏生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包括《水经》《太平寰宇记》《齐乘》《博物志》《邹平县志》《齐东县志》等在内的史料中，都证明了今邹平市魏桥镇冢子村汉代伏生墓的存在，也证明了在今韩店苏家村西有伏生祠，这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几无争议。然自元至顺二年，邹平县尹曹叔明重修伏生祠时，请张起岩为其撰写的《修祠记》中说：“济南邹平县治东北十余里，号伏生乡，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岁久敝漏……”以后，《邹平县志》和《山东通志•祠祀》先后承续了“即墓建祠”的观点，遂成了许多后世文人“伏生故里韩店说”的尚方宝剑和重要依据，几经演绎，将伏生故里定位到了今韩店镇苏家村。张起岩祖籍章丘，元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元朝首届科举状元，仕宦40余年，先后在地方和朝廷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当地有着“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所以，他“即墓建祠”说被广泛采用后，便演绎成了今韩店镇为“伏生故里”。民国《邹平县志·卷九古迹考二》载“城东北十八里伏子祠，旧传为伏子故里。谓有墓者，始于元张起岩撰《修祠记》”就说明了这一点。民国《齐东县志》卷六清成启洸在《伏征君疑冢辩》中对韩店伏生墓祠提出了质疑。如曰：“自汉迄元初，若《水经》《寰宇记》《齐乘》诸书，言伏生墓者非一，顾未闻其在祠旁也。元末张起岩作《修祠记》，忽云有墓（记云：邹平东北十余里号伏生乡，伏生之墓在焉，只此一语，殊未证实）……。国朝康熙三十四年，知县程素期父子，两求其墓皆不获……是由《通志》《县志》皆踵其讹，以其地为伏生真墓矣。窃尝以古书考之，伏生墓当在漯水之北，东朝阳城东，汉邹平城西。而今所云伏生墓，乃在汉邹平城东南三十里，济水之南，是疑冢也。且汉冢尚延周制，缩版筑为马鬣，封坚实高，大可历千秋。《水经》叙述，漯水引伏生墓为证据，非同漫然。今墓虽经修筑，形仍庳小，岂汉冢呼？元至正时，碑云旁有道士墓，县尉王君命徙之。元时伏子祠实为道流栖息之所，则道士墓定亦非一石君之所筑，程君之所表，安之非仍一黄冠墓耶。”又曰“墓上虽有元末及明时人碑，皆与古书不和，未足取据。”又曰“祠旁一墓，自元迄今逾四百年。周两塍先生做《齐乘》考证，始疑之。孙渊如先生又疑之，余考之数年，始知前辈诚卓识也。”成启洸先生说得明白，一是在元至正前今韩店镇有伏生祠无伏生墓；二是张起岩“即墓建祠”说误导了后人；三是指出韩店之墓“虽经修筑，形仍庳小”与秦博士汉代伏生墓葬规格不合；四是墓地元末及明时人碑与古书不合，不足为证。尤其是“元至正时，碑云旁有道士墓，县尉王君命徙之。元时伏子祠实为道流栖息之所”之说，绝不会是空穴来风，为研究伏生祠墓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韩店镇是否是伏生故里，人云亦云者颇多，“伏生祠建于宋代，后因祠建墓，为衣冠冢”或“即墓建祠”似乎成了定论。然，伏生这样一位社会影响极大的历史人物，历代封建帝王与朝廷又给予如此大的褒奖和重视，无论是“即祠建墓”还是“即墓建祠”都缺少有说服力的文献依据。清邹平知县李琼林详报济南府知府德生言：“祠之创建，年远莫稽。墓前有元至顺二年重修碑，张起岩撰文…今伏敬祖，绍先之曾孙也，祖父皆亡。伏氏只有伏中兴及伏敬祖一老一幼，伶仃孤独，如一线之未绝。”可见历史上祠墓无稽和伏氏后人在迁至今邹平韩店旧口地若干年后生活的艰辛。笔者认为《邹平地名故事》说的实在。如曰：“伏生墓在邹平有两处，其一在韩店镇苏家伏生祠东，其实韩店苏家本来只有伏生祠，是宋代为了纪念伏生传《尚书》修建的。直到清康熙三十四年，时任邹平知县程素期和他的儿子，拜谒伏生祠却没有伏生墓，觉得别扭，才在祠北新起了一座伏生衣冠冢……后来都误以为那里就是真正的伏生墓了。”民国《邹平县志·卷五建置考下》所载的下面这段记述非常耐人寻味：“康熙三十四年，知县程素期改建并记：戊辰岁春，下车阅月，吏白祀事，所诣乃伏夫子墓，至则一堂，遗范岿然，所谓墓，则弗见也。祀毕，询之诸生，云墓在祠后，缭垣隔绝。乃出祠外，转就视之，孤阜半掩，荒荆残碑，荒横寒陇，虚旷寥落，四接空烟，如祠弃墓，绝不相属，人不问墓，悉皆就祠……。”知县去祭祀，见祠不见墓，发现了只有祠没有墓，不可思议。试想，人不问墓，悉皆就祠。人若问墓，则云墓在祠后。若寻找，则见孤阜半掩，这说明了什么？还是守祠者故意隐瞒什么？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也就是说，直到清康熙三十四年，才由程素期修了个没有逝者衣物的“衣冠冢”，也未可知。难怪《伏生与邹平》中只说：“千百年来，伏生故里以祠堂、书院、民俗等形式传承着圣贤精神”，唯独没有提到墓。关于伏生故里韩店说，清进士柳文洙先生在《重修伏征君墓碑》中，对邹平籍人成瓘先生实事求是的阐明伏生墓所持观点大为赞赏，他说：“嘉庆壬戌，邹平成瓘先生据郦注《乐记》求伏生墓所在，复亲历漯水故道，定魏王城东寄驾冢为征君墓，胪举五证，载于《篛园日札》中。先生好古敏求，所考核既极精详，且以邹平人而力辨邹平伏（生）墓之失实，其立言为不诬也。”
结束语：
笔者认为：伏生传《尚书》影响巨大，叠加汉时的梁邹县崇尚文化，重视儒学，也为了悼念逝者，为县治增添文化氛围，故伏生故后即在县治旧口地始建了伏生祠，形成了墓在故里汉朝阳县（今邹平魏桥镇冢子村，既有墓亦有祠，另文以论）、祠在汉梁邹县（今邹平韩店镇苏家村西）的格局，故此斗胆认为韩店伏生祠始建于西汉；伏氏五世孙伏儒应是自老家今魏桥镇冢子启程赴东武，今韩店镇是伏生后人从东武迁回邹平后生活的地方，苏家村、东颜李村只是与伏生祠相邻，旧口村是故县治所，诸村与伏生本人没有关系，伏生故里韩店说缺少根据。
笔者仅是一名文史爱好者，文墨不及常人之半，又文中引用尚缺少权威性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不妥甚或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斧正！无论伏生故里在汉朝阳或梁邹，然在今邹平无疑，愿邹平市能兴起更加强劲的文化兴市、文化强市东风，使古老的伏生文化能在引领传统文化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 王大生（作者系滨州市政协文史专员、滨州黄河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专班组长、《滨州黄河中医药》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