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实际掌权者智伯，乱世时期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智伯名瑶，本姓荀，又称荀瑶。他于晋定公三十七年至晋出公二十三年担任晋国执政。长期以来，智伯一直被冠以“贪而愎”的帽子，再加上他在晋阳之战后身死族灭，而成为被讽刺、嘲笑的反面人物。与智伯同一时期的郑驷弘就说“智伯愎而好胜”。
其实早在智伯继承知氏家族的大宗前，知果在指出其缺点“不仁”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优点和才能，“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疆毅果敢则贤”，智伯死后，其谥号为“亵”，所以有的史书也称其为“知襄子”。
那么，在当时的乱世时期，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谋定而后动
一个成熟军事家的重要标志之就是能崇尚谋略，懂得谋定而后动。智伯在大的军事行动之前，总是详加谋划，以期付出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并且智伯也能针对不同实力的敌人采取不同的谋略和措施。
智伯为了攻击卫国，先后策划了两次，虽然结果并没有成功，但其对攻打卫国这样国家所采取的谋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假装交好，贻赠对方礼物一“野马四，百白璧一"，以此麻痹敌人，让敌人对自己放松警惕；然后，突然发兵，偷袭、攻击敌人。当然，是卫君比较明智，听取了南文子的建议，知晓其图谋，所以避免了灾祸，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好运。智伯在攻取厹由的过程中，同样采用了这种的策略，而大获成功。
厹由位于今天山西盂县境内，太原市东北侧。智伯凭借自己的谋略攻取了厹由，不仅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而且也对赵氏家族的晋阳城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智伯有着远大的抱负，为了发展本家族的势力，有效地削弱甚至消灭韩、魏、赵三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
智伯先后分别向韩、魏、赵三家索取土地，韩、魏割让，而赵弗与。这种看似无缘无故地向三家索取土地的行为实际是智伯“有意采取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挑起战争，铲除赵氏。”因此，这是一种从开始就针对赵氏、向赵氏挑衅、对赵氏发动战争寻找借口的策略。
智伯为什么首先要消灭赵氏呢?韩、赵、魏三家，实力各不相同。在赵简子时“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於诸侯”，到了赵襄子时被灭代，继续扩充势力，在三家中应该还是赵氏家族势力最强。赵氏最强，自然便成了智伯最大的、最难对付的敌人。
在这策略中，智伯并没有首先针对赵氏，明确自己的战略目的，而是较好地利用了当时晋国的整体局势。在“晋国政皆决智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的情况下，智伯巧妙利用了弱者避免“加兵于”己的心理，首先分别发难于两个较弱的家族一一韩、魏。
两家为求自保，“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只得“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这种非武力、逐一进行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较好地分别威慑了韩、魏，令其屈服，无形中也壮大了知氏的势力；同时，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赵氏的刺激，防止了三家过早地结盟，又为向赵氏索取土地做了铺垫，也就是为寻找攻击赵国的理由创造了条件。
在做好这些准备后，智伯便亮出了杀手锏，直接向赵氏提出苛刻的条件。对于赵氏，智伯不只是索取一块土地，而是摆明了就要蔺和皋狼这两地。就当时看来，智伯这招确实很高明，因为无论赵襄子同意与否，赵氏家族都将面临着一个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这两地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智伯一旦占有，就能“对晋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如此赵氏二代人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危在旦夕，赵氏失去在晋国立足的根本，就是以往北进取得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
而身为赵氏宗主的赵襄子一旦不同意这种无理要求，智伯发难于赵氏的借口便呼之欲出。智伯得到了“赵襄子弗与”的结果，于是便可带领三家军队去灭赵。若单从整体实力来看，知氏灭赵似乎不成问题，剩下韩、魏两家，则更易图之。
纵观智伯的三次索地，再结合如上分析，不难看出其谋划了一个庞大的策略：先避强就弱、增强实力；后审时度势、屈服韩魏；再重点打击、各个击破。该谋略可谓是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处处陷阱、内含杀机，且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单就对于当时知氏家族的发展而言，这种策略无疑是最合理，也是最容易操作和获得胜利的。
虽然其结果并未成功，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晋阳城被围三年之久，已经是“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匮，城力尽，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于以城下，何如?’”赵襄子也有了投降的念头，赵氏家族几险灭亡；韩、魏两家更是受到智伯的胁迫，战战兢兢，不仅都“致万家之邑”，而且也加入了智伯主导的反赵联盟，即使后来赵襄子派谋臣张孟谈偷偷来劝说两家同赵氏结成联盟时，两家宗主也是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和害怕。
追求务实
作为知氏家族的宗主，个比较合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智伯在很多场合也表现出了追求务实的可贵品质。
智伯奉命征伐齐国。在马受惊的时候，处乱镇定，说：“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智伯以各种理由果断地拒绝了“长武子请卜”的请求，放弃了这种近乎无用的做法，这都体现了其求务实的可贵精神。
不仅在军事上如此，在面对重大的政治变故，智伯亦能结合当时具体的情况，比较务实而又合理地处理。知、赵、韩、魏四家消灭了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两大家族，想瓜分两家的土地，引起当时晋国出公的不满。
面对出公的讨伐，智伯并未慌乱，而是联合其他三家“反攻出公”，取得了胜利，维护了本家族的利益。在晋国无君的状况下，智伯并未“尽并晋”，而是册立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忌子骄为君”，这样做不仅暂时稳定了晋国局势，而且也提高了白身的政治地位，能够使“晋国政皆决智伯”，同时也使知氏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最强。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与智伯务实的品质密不可分。
懂得敬贤
智伯也是一个懂得敬贤、爱贤人的君主。他带兵伐卫，得知卫国的南文子已将其谋略告知卫国君，虽然大军已经来到了卫国的边境，仍毅然下令撤军，“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智伯撤兵固然其谋略被得知有关，但是从其话中也能看出其对他国贤人的一种尊敬和仰慕。智伯对本国的贤人，也是敬爱有佳。豫让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豫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了解他的朋友曾说，“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而且视智伯为知己，对其也是非常忠心。智伯被赵襄子杀害之后，像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矣。”后来豫让也是千方百计地去行刺赵襄子为其报仇，甚至不惜“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伏剑而死”等，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智伯对贤才的敬重、器重和关爱。
结语
长期以来，智伯因“贪”和“不仁”而成为多数人心中的反面人物，然而我们如果能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智伯的身份来详加考虑，就会发现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他生活于春秋向战国时期的过渡时期，当时战争的性质已经逐渐地转化成兼并战争。处于大动乱的时代，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宗主，想成为一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我们不能仅仅依据"贪"和“不仁"去评价智伯。
早于智伯的宋襄公在对楚国的泓水之战中，一味讲求“仁义”，多次丧失击败敌军的机会，最后落得“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的下场，不久便因伤而死去，宋国也从此衰落。与智伯同一时期的赵襄子为了实现赵氏家族的“北进战略”，在攻取代地的过程中也明显表现出了“贪”和“不仁”。他在父亲去世不久、丧服未除之际，便假装邀请代王前来吃饭、喝酒。
智伯确实有着“贪”和“不仁”等缺点，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尚谋略、知敬贤、求务实等可贵品质，他的才干和谋略为即将到来的战国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智伯在晋阳之战后身死族灭，但我们不能因其身败而无视其谋，缘其族灭而否定其能。
唯有保持一颗冷静的心，不人云亦云，结合时代背景，着眼于历史人物具体的言行，去评价、去总结，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以理性的态度、比较公正客观地对待过去的人、看待周围的事。唯有如此，“反面人物”也才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辉，我们后人也才能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去选择、汲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