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轻女”始终都是古代家庭的普遍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总是遭到各种打压,种种条约都在束缚着女性的行为举止。
女性的地位在各种权利和规矩的约束下一步步下降,“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三寸金莲”等等皆是对女性的残忍压迫。
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体质上,女性都稍微弱于男性,使得女性在混乱的战争中逐渐成为累赘,一度被认为是物品,勾践曾经为了战场上的士兵,甚至还想出了一个极为缺德的方法。
越王勾践的卒妻制度
古代军事战争中,君王往往十分看重士兵们的心情。有门道的人善待士兵,会说这是养兵之道,而不通其养兵之道的人便会乱用其谋。在这样的情况下,“卒妻制度”诞生了,一个没有人道的制度。
“卒妻制度”的前身,是越王勾践想出来的。勾践为了确保士兵的状态,于是征用寡妇去军营中给士兵们取乐,久而久之便成了名不副实的“军妓”,并且一时间成为传统,汉朝也承袭了这一点。
但凡有国家涉及举国危亡时,往往会需要大量的兵力。两个国家的斗争必然需要最有活力和最具有战斗力的士兵,为了保持士兵的兴奋状态,西汉时期由此出现了恶名昭彰的——卒妻制度。
“卒妻制度”出现的目的是将战争中的士兵唤醒。常年作战的士兵,见惯了血和离别,渐渐地对身边的事物也会麻木,甚至最后到达不在乎输赢的地步,而君王自然不想看见这样的结果。
在“卒妻制度”中,送往军营的女子一般都是罪人或者罪臣家属的女子,往往这部分人都是无辜的代表。
君王更为在意的是这条制度的出现确实能够给兵力带来强盛的时机,从而忽视了其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女性的意愿,她们只能被强征来到军营,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对于女性的权益,经常会被视如草芥,而汉武帝重视的只有国家和自己的利益,有损君王权益的举措,最终都会弃之如履,面对这样的情况,必然会有不少人都奋起反抗。
此时汉武帝又会用另外一种解释,“卒妻制度”是为了缓解军营士兵掠夺当地女性,强抢民女现象的举措。但是却没有对此反思,士兵不顾军规的行为也是军中风气问题,是军中教条不严的表现。
汉武帝用最片面的方法解决这问题,实则会带来不小的麻烦。据史料记载,西汉名将李陵曾经将营中的“军妓”全部斩杀,一个不留,致使如此悲惨现象出现的,全是因为“有卒妻,而士气不振”。
当时李陵讨伐匈奴的战场上,瞧见自家的士兵越大越没有精气神,对于这位善于领兵的将军而言,他自然知道“卒妻制度”的弊端,也对军中的现象产生了疑问。
随后李陵命人马上进行彻查,最终发现在军中随行的车辆上,有一辆马车装满了一车的“卒妻”。李陵见到这样的情景,不禁大怒,将车上的全部“卒妻”统统斩杀。
李陵其实是一位极具色彩的西汉名将兼著名叛徒,被称为西汉名将的原因是他以五千的兵力对抗匈奴的五千士卒,并且是在完全没有地理优势情况。
后来却因兵力悬殊而被匈奴俘虏,汉武帝因此大怒,夷李陵三族,李陵以此投靠匈奴,对抗西汉,如此猛将被汉武帝就此埋没,实属可惜。
但是在“李陵事变”中,以及之前李陵对军中“卒妻”的否定,不难看出李陵的养兵之道必然比汉武帝的“卒妻制度”好上万分。
对于这样的现象,汉武帝依然自顾自地为自己所谓的远大目标而努力,通过牺牲一些女性的权利来满足自己的目的,这便是帝王的自私。
卒妻制度的改进
随着朝代的更迭,西汉流传的“卒妻制度”渐渐有了改变,高等将领开始可以携带妻子前往战场厮杀,一来可以解决将领的生理问题,二来又可以妻子又可以照顾丈夫。
这看起来十分完美的解决方案,在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过几次。从军事的角度上看,高等将领是一个军队的灵魂,倘若他没有了纪律,军队中的士兵自然会慢慢酿成极差的风气。
家属从军的举措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将家人带往危机四伏的战场是十分危险的举措,时时刻刻都需要担心他们的安危,会使得将领们心中生出胆怯,自然没有勇武的气概。
最终家属从军的方法遭到否定,可是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没有人道的方法。在国家攻城略地的战役中,许多将领会默许自己的士兵在战败的城池进行掠夺财富和满足生理需求。
这样的方法就像“望梅止渴”一般,士兵的的确会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奋不顾身地投入战争中,却完全忽略无辜百姓的死活。在士兵种种暴行中,士兵们往往会宣泄自己杀戮的欲望。
手无寸铁的百姓岂会是刀尖舔血之人的对手,这样没有胜负悬念的对抗中,自然会倒下许多无辜的人。在古代,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战斗,女性的利益往往没有未能得到考虑,被充当物品进行“贸易”。
悲伤的结局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人们的底线,直到元末明初,朱元璋为了缓解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众多新法中,提及到“废除卒妻制度”,如此一来便使得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
不过从康熙开始,对女性的束缚却更为严重,甚至大为追崇贞洁烈女,女性的贞洁甚至高于生命,哪怕自己遭到采花贼的调戏和侵犯,最终遭到非议和伤害的依旧是女性。
在许多朝代,女性总是会以低于男性的身份出现,其“重男轻女”的现象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武则天的出现是历史潮流中难得的特例,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性的力量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