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老板曾资助落难青年，20年后再重逢，青年已是兵团司令
1929年入秋之际，在上海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神色匆匆的青年人，带着一封信，找到了一位餐馆的女主人，说是有要事相商，会面后又悄悄独自离开，这个青年人和这位餐馆女老板究竟是谁呢？信里写了些什么呢？
混乱的民国时期，诡谲云涌的时代，一位身份低微到尘埃里的女子，如何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成为上海著名的锦江饭店的女主人，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在魔都上海“叱咤风云”。
而这位落难青年，在二十年后的重逢之时，是怎样成长为一名手握大权的兵团司令。这一切是如此的富有戏剧性，在她与他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上海旧照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近这位，在末代浪潮中搅动风云的传奇女商人，和他援助的“落难青年”。
“青楼”出身
首先我们要说说这位传奇女子，在这位“锦江饭店”女老板的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
1900年，甲午战争的六年后，中华大地时局动荡，各国列强通过甲午一战，看出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各种划分租界，清政府也无力插手，国不将国。
在那个中华大地硝烟弥漫的时代，国家的命运尚不知在何方，更何况一个贫民百姓的女子的命运，这也为后来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埋下伏笔。
董竹君
董竹君就出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出生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一条河沟附近，也就是当时的“贫民区”，她的父亲是一个黄包车夫，彻彻底底的文盲，于是只给她起了个小名“阿媛”。
家中虽然贫苦，董父却不希望女儿像自己一样没有文化，于是咬了咬牙将小阿媛送进了私塾里，盼着她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总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元旦，宣布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以“中华民国”为国号，一个月后，袁世凯逼迫清帝溥仪退位，标志着清政府的正式灭亡。
辛亥革命
然而这对平凡的市井小民的生活，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在这一年阿媛的父亲染上了伤寒，病重时差点没有挺过来。
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不得不向亲戚邻居们借钱，所幸花掉一大笔钱后，父亲的性命总算保住了，可是却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
这无疑是压倒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偿还债务，阿媛父母只好将其卖入“长三堂子”做“清倌儿”，“清倌儿”就是人们常说的欢场里卖艺，不卖身的女子。
董竹君
阿媛得知后哭得泣不成声，她怎么也想不到，父母竟要把她卖到那种地方。
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她不去的话一家三口都得饿死。
况且他们也是想着，在那里卖唱三年后，女儿就能回家了，这样也暂时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就这样，阿媛被“长三堂子”的人接走了。
左一董竹君
在那里阿媛因为年轻相貌出众，又读过几年书，相较于其他人学东西快，又伶俐许多，经常被“客人”们点名出场，有时最高一天能出场五六十次。
阿媛在为老板招来火爆生意的同时，老板也不再想让她只做一名“清倌儿”，开始暗示她准备“接客”，阿媛不想做这等皮肉生意，整天以泪洗面，可是她也无力反抗。
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
民国上海
一个经常来看她的年轻人表示愿意帮她赎身，这个人名叫夏之时，是一名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曾做过四川副总督，后来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他被迫逃亡。
他是阿媛众多看客中的一员，他慢慢地被这个容颜清秀的女子吸引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于是便开始疯狂地追求阿媛，在知道阿媛被老板逼迫之后，更是希望帮她赎身，让对方和自己远走高飞。
起初，阿媛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她并不愿意给人当“小老婆”，一直也没有同意。
后来夏之时的原配夫人病逝，夏之时因为局势紧张要逃亡日本时，来向她做最后的道别，她这才下定决心，为了自己的爱情拼一把，她给父母留下一些财物后，随着他逃到了日本。
夏之时
从这里不难看出阿媛坚强独立的性格，和敢于冲破旧时代束缚的精神。
她为了不屈服于封建时代下的规矩，宁愿放弃跳出火坑的机会。
可当机会来临时，她又可以冲破枷锁，勇敢地把握住它，也为她后来离夫创业，成为上海滩名噪一时的人物做了铺垫。
思想觉醒
逃到日本后的两人很快组建了新的家庭，在日本她也拥有了个新的名字：董篁，字竹君。
夏之时和董竹君
幼年的私塾经历，使得她非常热爱学习，这个名字也是她的老师帮她取的。
本以为两人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
袁世凯在窃取了革命成果后，悍然称帝，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夏之时，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急忙联系在日的“革命同盟”，准备继续回国闹革命。
可是年轻貌美的妻子成为了他的担忧，在他离开之时，告诉妻子：“你如果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就自行了断吧”。
董竹君
回国后的他依然不放心，甚至把自己的弟弟派到了日本监视妻子。
如此行径也证明了夏之时虽然是一个先进革命者，但仍保留着浓重的旧封建思想，不能算作是一个纯粹的革命人士。
之后夏之时，担任了四川靖国招讨军司令兼川东宣抚使，在国内安顿下来后，把她们母女也接回了国内。
回国后的董竹君越发地发现丈夫封建思想浓重，甚至还染上了赌瘾，这一切使夫妻两人的关系开始破裂。
董竹君和女儿
随着时局的变幻，夏之时的仕途和生活屡屡碰壁，这让他对董竹君时常大呼小叫，更过分的时候还会打骂。
于是董竹君开始萌生了，离开丈夫自己独自闯生计的想法。
五四运动后，国民思想解放，这也更加坚定了董竹君，自己创业的决心。
后来她于1924年和1926年先后在四川创办了一家女子织袜厂，和一家黄包车公司。
五四运动
由于董竹君独到的生意眼光和以诚为本的原则，她的两家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可这于夏之时的处处碰壁形成鲜明对比，这无疑让夫妻两人的关系也到了冰点。
1929年，董竹君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和丈夫离婚，准备带着4个女儿去上海”碰碰运气“。自1927年，反动派叛变后，紧接着连年战乱，四川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
来到上海后的董竹君为了生存，典当掉了手中的部分金银首饰，利用到手的资金开了一家小餐馆。
餐馆来来往往中大部分都是拉客的黄包车夫，他们虽然穷困，可也努力地在这片土地上打拼、生活着。
董竹君和女儿
上海的黄包车夫遍地都是，由于董的父亲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对这些穷苦人都很友善关心，他们也时常来到她的小餐馆歇歇脚，喝上几碗水解渴。
就这样在这些黄包车夫的众口相传下，她的小餐馆知名度逐渐大了起来。
在这期间，董竹君结识了一位叫郑德音的革命党人，他们相谈甚欢，她在早期的解放思想影响下，对党组织所坚持的共产主义深表敬佩。
因此她一直想申请加入党组织。后来因为反动派叛变，郑德音被迫离开上海，临走时告诉她有事可以找“李同志”联系。
董竹君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李同志”迟迟没有出现，这让董竹君为此深感头痛，难道自己的入党又一次遥遥无期了吗。
就在这时，一个名为“李同志”的年轻人找上了门儿，说找她有要事相商。
这个年轻人见到董竹君，说：”我是您旧友李棠萼哥哥的朋友，有件事情想要拜托董先生。”并把一封信交给了她，她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是老友的笔记，信内提到，这个年轻人因为钱包丢失，又有急事要到湖南一趟，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她。
李棠萼是董竹君在四川时候的一位旧识，曾向董竹君讲解过共产主义，也可以说是她思想觉醒的启蒙老师。
上海旧照
她看完信离开了，随后她从书房中取出一笔现金交给了年轻人，并告诉他晚些时候从后门离开，自己会安排他安全离开上海。
董竹君身为一名商人，却有一颗侠义之心，对陌生人尚能解囊相助，这也是她后来能够东山再起的必不可少的性格因素。
传奇女商人
生活在不紧不慢地前进着，董竹君的小饭馆人依旧不少。
可是她不甘心就当一个小饭馆的老板，她于是用开餐馆这些年攒下来的钱开了“群益纱管厂”。
沙长旧照
纱管厂在她的妥善经营下，蒸蒸日上，规模远远超出了她当年在四川的织袜厂。
1931年，日本无耻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以此为幌子，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屠戮百姓，抢占土地，发动侵略战争。
1932年，日本再一次制造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起了猛然进攻，企图占领这座繁华的大都市。
而在日方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董竹君的纱管厂也未能幸免，最终化为一片废墟，所有的努力一时之间全部化为乌有。
监牢
就算是这样，仍旧没有打倒这个坚韧的女人，后来她又试图重新将厂子办起来，可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的迫害下，她的这些努力全部“破产”，甚至还被抓紧了牢里。
从牢里出来的董竹君，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也在不久后去世了，这一切都足以将一个人击垮，更何况是一个女子。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35年3月15日，一个叫李嵩高的朋友知道她的境况后，慷慨解囊，资助了她2000元。随后她用这2000元，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华路臬路，包下一幢小楼，取名为“锦江小餐”。
董竹君
因为她这之前做生意时的诚信和待人和善，不管是朋友，或者受过她恩惠的平头百姓，都念她的好，纷纷为她的饭店造势、宣传。
很快她的饭店又在上海滩有了不小的名气，甚至都“惊动”了一些大佬级人物，像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有时也都会光顾她的饭店。
就这样她的饭店规模越来越大，也将饭店名字改成了“锦江川菜馆”，成为了上海滩轰动一时的传奇女商人。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华大地相继沦陷，上海也没能逃过日军的铁蹄。
侵华战争
为了利用董竹君的声望，日军开始拉拢其为他们做事，深明家国大义的她断然拒绝了日本的“好意”，这也为她和她的家人招来了杀身之祸。
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决定对其和其家人执行暗杀。
董竹君为了保护女儿们的安全，不得已举家迁往了菲律宾避难，直到1945年才重新回到国内，并且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
回国后的董竹君重新接手了饭店，暗中为组织提供帮助，并创建印刷厂，秘密地为组织刊印进步书刊，大力宣传革命思想。
印刷厂旧照
这个时期的董竹君，不仅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她更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理念——家国天下，她深知只有有大国才会有小家，她也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她们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个国家的解放做出自己的贡献。
“落难青年”摇身一变“兵团司令”
1949年，上海和平解放后，由于董竹君多次援助我方人士，积极为组织“出谋划策”，上海市政府举办的新年晚宴邀请她出席，在宴会上好多都是之前她帮助过的党内人士，人们纷纷向她热情地打着招呼。
里面就包括时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他突然热情地向她打招呼，董竹君一时有些不解，在她的印象中，自己并不认识此人呀。
董竹君（左一）
接着宋时轮看出了她的疑惑，感慨20多年的光阴呐，随即问道：“还记得20多年找你借路费的年轻人吗?”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眼前的司令员竟然时当年的那个年轻人。
董竹君也不禁感慨，20多年再见后，她成为了上海的传奇女商人，而他也成为了战功卓著的兵团司令。
重新取得联系后，两人也成为了至交好友，不管后来两人的身份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保持着这份友谊，直到去世都未曾改变。
董竹君
时间、空间、身份仍未能改变这份情谊，这说明了党组织的优越性，团结的内部氛围，且两人都是纯粹的革命人士。
1951年，上海市政府为了接待高级干部和国外贵宾，希望能建一座符合规格的饭店。
经过多重考虑，政府想到了董竹君与她的招牌“锦江”，政府希望能与之合资建造，并就以“锦江”命名，并任命其为锦江饭店的董事长。
对此董竹君非常高兴，她表示会积极支持国家交给的任务，她也把之前16年做生意攒下的15万美金，捐给了国家，如此深明大义之举，给她赢得了盛赞，她也被人们笑称为“女中豪杰”。
锦江
她的四个女儿也在她的影响和教育下，都学有所成，在各个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她一生颠沛，却从未抱怨过世道，她心向阳光，待人诚恳，坚持到了新社会的来临，并继续为新社会的建设发光发热。
她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从一个穷苦百姓的孩子，最终成为上海的一个商业传奇。
“九旬风雨人生，比之木兰且强。深谊矢志不减，一心为国为家”，正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她的一生。
董竹君晚年
董竹君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她打破了那个时代套在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是一位“奇女子”，而她与宋时轮的这段“缘分”，也被后人所感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