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下令创建湘军对清朝而言是福还是祸？
我们说咸丰皇帝推行的改革中，许多都是处于被动局面下，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措。也因此，改革往往不够彻底，不仅治标不治本，还容易遗留下后患。
比如史论中盛赞咸丰的一条改革，为“兵不足而兼用勇”。所谓“勇”指乡勇，意为地方民兵的团练制度。清朝团练制度并非咸丰开创，但却由他所发扬光大，主要因为面对太平天国之乱时，朝廷的常备正规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已基本失去作战能力，故咸丰命令各地官员回乡团练民兵，冀望以此作为对抗太平军的主要战力。在四面开花的地方团练中，以曾国藩、胡林翼等在湖南创办的“湘勇”最为成功，后来也成为了扭转乾坤，击溃太平天国为清朝续命的最大功臣。
咸丰放手让地方团练乡勇，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正如曾国藩初战告捷，收复湖南全境和湖北武汉黄石诸郡后，大学士祁寯藻对咸丰的警告：“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地方团练势力是把双刃剑，利用得好，可以用作打击敌人的武器，用得不好，容易反噬自身。尤其清朝作为外族统治的政权，危险系数更加直线上升。平心而论，咸丰能冲破重重阻力，最大程度发挥团练的作用，体现了他过人的远见和魄力，换了道光来做这件事情，绝难有这种破而后立的胆量。
然咸丰重用乡勇，作为一时应急之道则可，以为长久之计则不然。我们前面讲到，清朝正规军由精锐之师逐渐蜕变为一群老弱残兵，乃制度性因素所造成。咸丰要在军事上进行改革，着力点应在于啃制度的硬骨头，甚至要触动旗人自身的既得利益，去重新打造一支有战斗力能打硬仗的中央正规军。但咸丰或许是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结果是兼用成了专用，一味地倚仗地方团练势力，尽管短期内取得了成效，却也同时埋下了隐患。正如前面讲到的，乡勇并非正规军，本属于“编外人员”，朝廷本来是没有这些人的编制的。若不给他们封官，谁肯为清朝卖命？故咸丰不得不为此增加编制。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变得更加膨胀，而日后战争结束要进行裁撤，也会引起许多麻烦。胡林翼在世时，曾论及此中之弊：
“太平军封王太滥，诸王各不相下，不受节制，故行军难有统帅；上游仅恃陈玉成，下游仅恃李秀成，非有节钺之尊也。官军提督、总兵，黄马褂，成烂羊头，一旦乱平，朝廷那有如许官，有功者无以为生，必生意外。观敌军封王之滥，事必无成，我军后日之隐忧，正中此弊。”
胡林翼提到的这点还是小事，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乡勇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让一些地方大员具备了军阀初期的一些特征。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晚清以来疆臣军阀化不断加深。曾国藩之湘勇，李鸿章之淮勇，世人多以湘军、淮军称之，更能道出其实质，已经超脱了地方民兵组织的范畴，自成一军。清廷虽在名义上领导着这些军队，但掌控力已然大大下降。在对太平天国作战结束后，清廷为了防止一家独大，一度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让各方势力互相牵制的制衡策略。但正确的制衡手段，如人执掌天平，筹码尽在己手，即便暂时失衡，亦可随时收拾全局，其前提是自身具备强大的实力。若自身强大的前提不存在，那这种制衡就像悬崖上走钢丝，一旦失去平衡，脚下便是万丈深渊。
自咸丰皇帝舍兵用勇，二者兴衰更替，清廷不得不通过汉族大员来间接控制军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始终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清末之世朝廷外强中干，爱新觉罗氏子孙不肖，处危险境地而不自知。
《张之洞年谱》记载，在一次关于是否要尊重民意的争论中，摄政王载沣对张之洞妄言：“怕什么，有兵在。”张之洞退而叹息：“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载沣无识，自以为还能对军队发号施令，而张之洞则看得更清楚，彼时之清军已不听命于爱新觉罗。最讽刺的是，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恰恰是载沣口中之兵，充当了推翻清朝两百多年统治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