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1940年关家垴战场上，一位身经百战的八路军炮兵指挥官，正以惊人的胆识和精湛的技艺，书写着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段传奇。他将一门苏罗通ST-5机关炮，推进到距离日军阵地仅有两百米的危险地带。炙热的炮管仿佛燃烧着他的爱国激情，他全然不顾高温，徒手扶稳，调整炮口，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向着山顶的日军阵地猛烈开火。炮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精准地落入日军的猫耳洞和火力点，顷刻间，爆炸声、惨叫声响彻山谷。在一分钟之内，这门机关炮连续发射了25枚炮弹，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两项惊人纪录。

这位炮兵指挥官，正是后来被誉为“炮神”的赵章成少将。而他手中那门在全国仅有两百具的机关炮，则是当时八路军最为珍贵的“高科技武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每一发炮弹的使用，都必须经过师长的亲自批准，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以120师为例，全师两万四千余人，战斗兵力仅有一万六千，却只有七千三百六十七支步枪、四十七挺重机枪和十七门迫击炮。平均下来，两名战士才能分到一支步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进行曲射攻坚的机关炮，无疑是一种具有“降维打击”优势的利器。

当时，八路军手中的火炮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兵工厂自制的“土造神器”——榆木炮。这种炮射程不足百米，但爆炸声响巨大，常常被用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另一种则是通过缴获或少量进口获得的“尖端武器”，包括日制92式步兵炮和国造82毫米迫击炮。而苏罗通ST-5机关炮，由于全国总量仅有两百余门，其珍贵程度甚至超过了黄金。

对于这些“宝贝”，八路军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使用规定。每门炮都配备一个由十人组成的炮兵小组。行军时，火炮会被拆解成炮管、座板和支架，由骡马驮运。每场战斗，一门炮最多只能发射三十发炮弹，如果需要超量使用，必须得到师长的亲自签字批准。战斗结束后，炮兵们会立即擦拭火炮，涂抹油料进行保养，甚至连炮弹壳都要回收，以备重铸再利用。

然而，正是在这极其苛刻的条件下，“炮神”赵章成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在1940年的关家垴战役中，他将机关炮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面对日军占据的陡峭山岗，他大胆创新，发明了“高射角抛射法”。他将炮口调整到极高的角度，使炮弹几乎垂直地落下，精准地钻入日军的猫耳洞和防御工事中，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为了进一步提高射速，竟然拆掉了炮弹的尾翼，并用毛巾包裹住滚烫的炮管，徒手调整射击角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机关炮的射速被硬生生地提高到了每分钟25发，这相当于普通炮兵三倍的速度！

关家垴战役的胜利，虽然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但也暴露了八路军在火力方面的巨大劣势。在整个战役中，八路军仅仅消耗了三百余发炮弹，而日军一个大队通常就配备有十二门火炮。此外，全军能够熟练运用三角函数计算弹道的专业炮兵不足百人，大多数战士只能依靠经验和“拇指测距法”来估算射击距离。

为了弥补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的战士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土办法。他们将迫击炮架在门板或石磨上，打完就立即转移阵地，使得日军的飞机难以找到目标。他们还用树干刷上黑漆，冒充炮管，以此来吸引日军的火力，消耗敌人的弹药。为了增强迫击炮弹的杀伤力，他们甚至会将铁钉、碎玻璃等物塞进炮弹中。

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八路军还总结出了著名的“三不打”原则。一是看不清目标不打，以避免浪费宝贵的弹药；二是测不准距离不打，以确保命中率；三是打完后逃不掉不打，要专打日军的集结地，以扩大战果。

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这些珍贵的火炮成为了撕开日军防线的利器。在娘子关战役中，四门大炮集中火力，成功轰塌了日军的碉堡，为步兵的冲锋打开了缺口。在狮脑山阻击战中，赵章成利用仅剩的三发炮弹，精准地端掉了日军的指挥部，从而扭转了战局。甚至还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炮火游击战”——白天将火炮藏匿在山洞中，夜晚则突然袭击日军的据点，令敌人防不胜防。

然而，这些辉煌战果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牺牲。由于长期超负荷使用，每门火炮的平均寿命不足半年，炮管因过度使用而炸裂的事故也时有发生。更为令人痛心的是，培养一名合格的炮手，往往需要牺牲三十名战士的生命来积累经验。

今天，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苏罗通ST-5 20毫米机关炮。它默默地诉说着当年八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它见证了八路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智慧，更铭刻着那个时代“一发炮弹一条命”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