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剧烈而复杂的转身。旧王朝崩塌，新秩序未立，人物、制度与观念在激荡中彼此拉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断裂处，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

相较于受传统理学深度塑形的曾国藩、在现实利益与外交斡旋中求解的李鸿章，袁世凯更像一位彻底的“结果主义者”，以效率与成败为核心标准，其行事逻辑明显不同于曾李二人。这种差异，也成为理解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线索。

当然，清朝的灭亡，意味着皇权的终结，却并不等同于秦制文化的退场。秦制不仅是一套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深嵌于历史之中的文化结构，往往在改朝换代后仍持续作法。也正因如此，理解晚清的剧变，不能只从政权更替本身出发。

那么，晚清之变，究竟源于内部崩解，还是外力冲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吕峥指出，近代历史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在“自由”与“公平”之间反复摆荡。清末民初，恰逢全球性的自由周期，辛亥革命也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中。

也正是在这样的周期视角下，许多看似“时代性的焦虑”才显露出更长的历史脉络——包括当下年轻人对稳定、秩序与安全感的强烈需求，本质上并非个体选择的退缩，而是又一次周期转向中的集体心态。

1月7日，吕峥（右）在搜狐分享《走出秦制》一书

1月7日，吕峥教授受邀做客搜狐文化频道，结合《走出秦制》一书，围绕袁世凯的历史争议、中国历史的三次关键转折，以及世界历史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周期性轮回，展开深入分享。以下为核心内容。

一、袁世凯功过：擅长“解决问题”的弄潮儿

如果把清末到民初这六十年视作一场历史大戏，袁世凯无疑是其中的主演。吕峥认为，袁世凯，正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通过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三代人，能清晰看到中国士大夫面对西方冲击时应对方式的演变。曾国藩身上还有极重的传统理学束缚，讲求“诚”字，觉得只要推己及人，哪怕是狡诈之人也能被感化。到了李鸿章，他开始以现实利益和“痞子腔调”与列强周旋。

而袁世凯则更进一步，他是一个完全以结果和效率为导向的人。他年轻时在朝鲜处理复杂的军事与外交事务，那种在乱局中摸爬滚打出的能力，让他后来在国内政治中频频扮演“救火员”的角色。吕峥认为，他擅长解决问题，也习惯用利益来驱动人。

袁世凯的改革举措十分独特。例如，在推行改革时，他极具手腕，曾为了掩护立宪条陈，故意与幕僚张一麟演戏争吵，反复修改建议书，直到方案无懈可击才呈给慈禧；他在天津搞县级普选，甚至派人挨家挨户动员投票，这种对行政效率的追求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他的“高光时刻”是在南北议和时。在他的斡旋下，政权交接得以以相对较小的流血代价完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关于袁世凯的三大争议，要回到历史细节中去观察。首先是戊戌政变，吕峥介绍，研究表明，慈禧重新出山的直接原因并非袁世凯告密，而是光绪接见伊藤博文触动了老太太的底线，即便袁世凯不告密，政变也很可能发生。他的行为更多是出于一种自保的政治本能。

其次是“二十一条”，袁世凯并非一味妥协，而是采取了“拖”字诀，一边让外交官谈茶道、下围棋拖延时间，一边向国际释放信号争取制衡，并在执行层面通过行政手段（谁敢把房子租给日本人，那房子就会被政府没收了）让日本的扩张野心难以真正落地。

至于最受诟病的称帝，那是他人生中最难洗脱的一笔。吕峥认为，当时共和制度在中国尚属“早产”，国家一盘散沙，财政和军政根本无法统一。从舆论上看，“当时真的有很多百姓觉得需要一个皇帝”，而且袁世凯得到英国驻华大使的“承诺”，所以胆子就大了。

2026年1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走出秦制：清末民初六十年》

二、秦制文化：皇权倒下难以改变底层结构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皇权的终结，但并未意味着秦制文化的消失。吕峥在分享会上说，“秦制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

在介绍中国历史时，吕峥提到三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野蛮向礼乐文明转变的“商周之变”，从分封制向集权制转变的“周秦之变”，以及引入共和观念的“晚清之变”。

当然，清朝之后皇权是消失了，不过有些东西并没有从大变局中清除掉。为什么鲁迅先生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他是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全过程的，但是他发现革命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秦制文化的这个土壤非常的深厚，所以他要去当作家，去铲除这个土壤。

在鲁迅之前三四百年，也有反对秦制的锵锵之声。吕峥介绍说，明末黄宗羲和李贽都属于心学的传人。黄宗羲侧重从制度上进行反思，他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就是批判秦制的；李贽则是从文化层面直接进行反叛，尤其是对“三纲五常”以及秦制文化进行批判。

李贽反对道学的僵化礼仪，认为学问讨论应当没有拘束，甚至可以带青楼女子一同听讲。吕峥说，“一生反抗束缚，主张个人自由的李贽生到今天，绝对会对年轻人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想结婚/生子，你就去做；如果你不想结婚/生子，你就不做，不要委屈自己。”

黄宗羲、李贽所反对的正是纲常文化和父权制对个体的压制，尤其李贽的思想注重解放个体精神，强调个体选择的自由。这些思想在明末已远超时代，尽管民国时期看似有所突破，但李贽所反对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束缚依然存在。

民国初年的动荡，本质上源自制度的过快移植，而社会和文化的准备却远远跟不上。尽管在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政治体制频频失灵。那时的国会政治充斥着金钱交易，议员们在青楼里议论选票。

这种政治的失效让知识分子感到绝望，有些还选择极端方式表达抗议。梁济当时是一位小官员，他见证了民国政治的腐化与文化的衰退。一天早晨，他突然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匆忙回答后便匆匆上班，未曾料到这竟成了父亲的最后一问。

梁济自杀的背后，是他对国家和文化未来的失望。他在《伏卵集》中详细记录了民国政界的腐败与混乱。例如，每年国会召开时，议员们通过行贿、拉皮条等方式操控选票，政坛丑态频现。这种现象表明，皇权虽然倒了，但是旧有土壤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三、历史周期：在“追求自由”与“追求公平”之间波动

晚清之变，究竟源于内部崩解，还是外力冲击？吕峥认为，近两百年的世界历史都是在追求自由与追求公平之间轮回。清末民初时，全球处于典型的自由周期，辛亥革命也爆发在这个自由周期里。

吕峥说，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会发现历史其实在自由与公平、或者说自由与安全这两极之间不断轮回。这就像政治学中诺齐克与罗尔斯的争论：一个是追求绝对的程序正义和市场自由，一个是追求结果的分配正义。

2017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富论》

在过去的200年里，这种周期性震荡非常明显。从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开始，自由市场经济深入人心，整个19世纪明显是一个自由周期，但自由周期也有很多特点——经济高速发展，束缚减少，创新增多，工业革命随之而来。

比如，《雾都孤儿》中的童工，伦敦的污染，都是这个时期的注脚。比如19世纪末美国的大型托拉斯集团，石油大亨、铁路大亨等人物的崛起，都是典型的自由周期特征，辛亥革命也爆发在这个自由周期的大背景之下。

但是当贫富差距拉大到极致，1929年大萧条终结了自由周期，进入了漫长的公平周期。从罗斯福新政到各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再到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人们开始追求“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感。

然而，过度的福利会带来效率的低下。于是80年代里根经济学抬头，哈耶克等人的理论重新回到视野，开启了新一轮的自由周期，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当下，明显感觉到世界正再次向“公平周期”靠拢。很多年轻人表现出对计划经济的某种怀念，这本质上是因为在当前的竞争格局下，由于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大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双输好过单赢”的心态，正是周期转换时的典型心理特征。这也反映在择业观上，体制内代表稳定与公平、体制外代表自由与风险。

渴望自由和渴望安稳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一方永远压倒不了另一方，因此这种周期会不断轮回下去。

备注：《走出秦制》一书是吕峥教授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后的全新版本。其核心观点此前曾分别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晚清之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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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北塱

编辑：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