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的跨区域互动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时常基于两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若干遗存的相似度，来判定两者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这也是考古学文化范式中研究文化变迁的立论基础。

《中国文物报》年内刊发了任瑞波、涂令颖、张小雷《八“异”与三“疑”：关于红山文明与凌家滩文明关系的若干思考》（《中国文物报》2025年3月11日）一文，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思考。该文中作者指出不应仅局限于相同，而相异同样也可说明诸多问题。就以往学界提供的相似性证据中对于玉人的比较，笔者拟进一步抛出问题参与到讨论之中。

我们知道从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最早的玉器，或称之为用玉传统是在东北地区距今9000年左右的小南山遗址，其代表性玉器是玉玦，特点为都是一些片状切割的玉料制成，玉器的颜色和器类比较单一，可看作是玉文化的源头。随后东北地区（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辽西）建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中，玉器一直是该区域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至于说其他使用玉器的地区是否独立起源还是由小南山这个重要的起点经过辽西向外扩散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中玉器的起源及有序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至红山文化时期，玉器迎来高峰，出现以玉猪龙为代表的诸多器型，就包括本文预着重探讨的玉质人像。几乎同时期位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中也有玉质人像，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存在互动关系。

从形制外观上比较，红山文化的人像双臂置于胸前，腹部凸起，两腿并拢似蹲坐状，似乎在表现处于孕育状态的人类（孕育？生产？），而凌家滩的玉人突出表现在双手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整体姿势是站立，双腿微屈，似在表现某种仪式（念咒或作法？）。再仔细观察人像中的细节，红山玉人仅在后颈部有一个穿孔，而凌家滩人像的穿孔在身体两侧，显示两者玉人的使用方式或有不同。

两者器物组合出土背景也有差异。正如《若干思考》一文所提及的，基本上凌家滩的玉器是作为随葬品或出现在明确为祭祀性质的单位中，与玉人组合的还有玉龟和玉片板，所表现的信息可能在于三种器物共同使用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在墓葬中常见，还见诸于其他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单位，可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玉器的参与度也比较高。红山文化不同性质的遗址中玉器的显示度也有所差异，这种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或表明两者文化中对于玉器以及玉器组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分属不同功能和使用情境。

再将玉器放置在各自大的文化传统中去考察，两者玉器文化的传统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各有其渊源。红山文化来源于赵宝沟文化，而凌家滩则植根于江淮地区。直接来源自北阴阳营的可能性更大。这么看，玉器的起源有其生态因素和地方文化基础，要作为“显赫物品”出现，尤其是位于区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并成为本地的文化表现形式等问题仍需单独探讨。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