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在民国时期,蒋介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纵观中国现代史,他被视为最大的反动派,也是挑起内战的关键人物。然而,如果暂且不谈他的政治立场与个人品性,蒋介石本身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充满神秘感。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十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本文主要讲述蒋介石名字与职务的传奇故事。蒋介石一生拥有多个名字:小时候父母给他取名瑞元,家谱上记载的名字为周泰,上学后使用的学名是志清。长大后,为了行走江湖和官场,他需要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日本留学期间,他创办了《军声》杂志,发表文章时使用笔名介石。 蒋介石非常迷信,《周易》更是他奉为经典。笔名介石取自《周易·豫卦》中的句子: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1917年,他回国后正式将介石作为字,同时改名蒋中正,中正二字同样取自《周易·象卦》: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从此,蒋中正(字介石)伴随他终生,他也不再使用其他姓名或笔名。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取名还有取字的传统。名字和字功能不同,字多用于正式场合或礼仪上,以示尊重。但大多数人,包括本文读者,多称他为介石,而不是尊称中正。1949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内战战争罪犯名单》时,第一名写的也是蒋介石,而非蒋中正。 1949年后,海峡两岸对蒋介石的称呼形成鲜明对比。大陆普遍称他蒋介石,因为对他极度痛恨;台湾则多称他蒋中正。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他取笔名精卫,敬佩者称他本名,仇视者则叫汪精卫。 蒋介石信奉基督教,为方便与外国人交往,他取了英文名Chiang Kai-shek,但美国人常习惯叫Gimo,即Generalissimo的缩写。有趣的是,清华历史系副主任王奇翻译时,按韦氏拼音把Chiang Kai-shek误译为常凯申,于是蒋介石又多了一个名字。 蒋介石的军政生涯始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早期人们称他蒋总司令。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毕业生遍布军中各要职,他被称为蒋校长或简称校长。他任职最久的军中职务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时期又兼中华民国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尊称蒋委员长或委座。政治上,他长期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即使1949年逃往台湾,仍自称总统。1927年至1955年,他十次登上《时代》封面,其中九次称为将军,去台湾后一次未加头衔。 从1926年至1975年去世,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最高领导职务由总理改为总裁,蒋每次下野时,都要求别人称呼他为终身总裁。因此,在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中,蒋介石常见的五大职务分别为蒋委员长、蒋总统、蒋校长、蒋总裁和蒋总司令。 除了这些职务,蒋介石一生还兼任过党政军界80多个职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官职最多的人。30岁以前,他几乎没有重要职务,1915年5月才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革命军任参谋长,1918年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两个月后调福建长泰任第二支队司令,这是他首次带兵。1920年,他短暂辞官做证券经纪人,1921年任孙中山侍卫长和第2军参谋长,1923年任大本营参谋长。1924年起,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开始崛起,1925年任广州卫戍司令,自组第一军,自任军长。1926年5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战争随即展开。1927年8月短暂辞职,4个月后复职,1928年10月成为中国统一后的国家元首,兼任三军总司,权力达到顶峰。 在政治方面,1926年1月,蒋介石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任国民革命军总监。1925年提出整理党务案,排除共产党人担任中央党部部长,自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凭手握兵权,他迅速超过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开始长达近半世纪的独裁统治。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正式成为国民党总裁,任期至去世,共38年。军权、党权兼备,他还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总统等职,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核心的政治人物。 蒋介石最喜欢也最常担任的职务是校长,从1924年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到1949年,所有军事院校校长均由他担任,还兼任23所分校校长。他还担任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抗战时甚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一国元首兼一省首长,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现象。他还兼任中央设计局主席、教育部长等,以保证大权不旁落,并掌控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等组织。 蒋介石职务过多,导致分身乏术,中央到地方事务常管理不善。其任职中还有两件荒唐事:一是长期担任国民党最高职务,却不具备正式党员身份。1927年3月,北伐军占武昌后,武汉国民党决定罢免蒋介石党内职务,由汪精卫接任。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政府虽然开除他党籍、免职并悬赏25万大洋通缉,但未真正发动军事讨伐,蒋介石最终在南京自立国民政府,重掌权力。二是他从未加入共产党,却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总之,蒋介石的名字和职务传奇,反映了中国现代姓名文化和特定历史时期权力结构的独特现象,也让我们从侧面理解了中华民国时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