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老实人似乎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满清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极致。满清的统治者和权贵早期的主要职业其实是保健品批发商，专门经营人参和貂皮等商品，他们做生意非常精明，也擅长通过各种手段压榨老实人。这些权贵手下的最能打的士兵，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得比宁古塔的流放犯还要差。

在这方面，乾隆帝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刚登基时，乾隆就指出，宁古塔等地已经无法起到有效的流放惩罚作用。因为他认为，像黑龙江、宁古塔、吉林乌拉这些地方，若是将罪犯都发遣到那里，地方上就会聚集很多匪类，可能会让本地的民众也受到影响，逐渐染上恶习（而乾隆眼中的恶习就是汉人的风气）。因此，乾隆决定，从此以后，满洲的罪犯依旧会被发配到黑龙江等地，但汉人犯人则应该送往各省的瘴气地区。海兰察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海兰察年轻时就是被流放到黑龙江的汉人家里，给朱秀才做苦力，甚至一度当过倒爷。

在黑龙江，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吕留良家族和满清有着深仇血海，尤其是关于吕四娘干掉雍正的传说。但令人惊讶的是，吕留良家族却在黑龙江赚到了大笔财富。乾隆三十九年，吕留良的后人通过多年的积累，竟然成功买了一个监生的头衔，这引起了满清政府的注意。据满清政府的档案记录，吕家在黑龙江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积累了超过6000亩土地，200多间房屋，三间商铺，几千两白银、200两黄金以及2万5000斤食盐。所有这些财产的积累，已经达到了与中等贵族差不多的水平。

吕家在东北的发家之路，最初依赖的还是医学。虽然吕家的中医技术并不算顶尖，但在黑龙江这样一个流放地，他们的水平已经算得上专家了。因为当时这里人烟稀少，传统医学更像是巫医的存在。吕家凭借着医术和草药积累起了原始财富，随后他们转向了经营貂皮生意。这在清朝是明令禁止的，康熙曾下令，凡是私自进入禁地猎捕貂皮的人，不论身份高低，都将面临严厉处罚。但是，吕家由于已经身处流放地，且当地的监管非常松懈，他们很快便开始了貂皮生意，并逐步发展成了当地的巨富。他们还开始卖烧酒，并给当地的旗人提供高利贷。海兰察的索伦族同胞中，也有不少人曾向吕家借过高利贷，结果他们的日子混得比不上流放犯。

吕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很多有技术或文化的流放犯都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发了财，享受到了这片土地丰富的资源。虽然流放到宁古塔很艰苦，但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他们就能享受到这片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福利。其实他们面临的挑战和西方殖民者类似，西方的殖民者们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出去开拓新领土，很多人去了之后几乎死了大半，但那些能坚持下来的，往往成了人生的赢家。比如西班牙人在开发拉丁美洲时，出征的人数达到上百万人，他们的后裔至今依然占据着庞大的人口基数。

对于汉族流放犯来说，许多人在流放地的日子过得相对较好，而索伦人则完全不同。索伦人在没有出征任务时，并没有军饷，不仅要靠自己打猎维持生计，还必须每年上缴40只猎物、部分军马和至少一张上等的貂皮。满清内务府收购貂皮几乎是零元购，而这些貂皮卖出去的价格却能达到二十两一张。每次出征时，索伦人每月才得到两两银子，而且穿着满清皇帝所提供的铠甲。战后，工部还要检查这些铠甲的损耗，若有损伤，他们还得赔偿。

索伦人帮乾隆打了不少重要战役，打仗归来后，他们还得给武器装备比如1614副甲进行赔偿，很多时候甚至会赔本。相比之下，流放的汉人则可以种地，按规定交纳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芦一百束作为贡献，剩余的粮食和副食品可以自由支配，这使得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甚至能过得很滋润。这让索伦人非常羡慕，他们也想种地，但满清的权贵们认为这会影响到索伦人的战斗力，坚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认为这是汉人的习气。

尽管满清依赖索伦族的精兵，但清朝的权贵们并不尊重这些索伦战士。黑龙江的将军萨布索在政府文件中甚至将索伦人称作鸟兽般过活、无知之人，并对他们进行各种打压。即使在如此恶劣的待遇下，索伦人仍然为满清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满清甚至要求索伦人贡献未成年的西丹娃娃兵，把索伦人几乎逼得要绝种。然而，索伦人虽然老实，却不傻，到了清朝末年，他们最终抛弃了满清，走上了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