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一位姓马的学生从湖南来到北京，打算考取北京大学。然而，当时北京大学的入学规定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有一位京官作为担保人。而马学生家境普通，没有认识的京官，因此他即使才华出众，也无法顺利进入北大。无奈之下，马学生决定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表达自己的困境。

马学生写的信语气直接，并没有过多客套。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北大要求京官担保的规定。这封信发出后，许多人认为马学生过于冲动，认为蔡元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不会理会一位贫穷学生的来信。随着时间流逝，马学生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蔡元培的回复。终于，马学生收到了蔡元培的回信。读完信后，他大吃一惊。

蔡元培不仅没有批评马学生的直率，反而虚心承认了北大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表示愿意作为马学生的担保人，帮助他顺利入学北大。马学生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蔡元培以如此高的身份和德行，居然如此礼遇一位普通学生。

今天，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但在马学生所处的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充斥着官僚气息。那时，学校里的学生往往重视家庭背景，而非成绩。许多官僚子弟进入学校后，对学业漠不关心，沉迷于享乐。北洋政府面对此情此景，十分头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总长范静生在陈介石和马叙伦的推荐下，邀请了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北洋政府对蔡元培非常满意，因为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在教育界已声名显赫，尤其是他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当时，战乱使得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片混乱。许多学校因为战火而停课，书籍也在火灾中损毁，教育事业几乎停滞。蔡元培接任后，面对这片混乱的局面，他着手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在他的领导下，民国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全国中小学校尽快恢复教学，并改革清朝遗留下来的陈旧制度。

通过蔡元培的努力，全国的学校数量迅速增长，教育秩序得到了恢复。同时，他对旧有的教育理念进行了批判，提出要推行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虽然他只担任了不到150天的教育总长，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的面貌。

由于蔡元培的卓越能力，北洋政府决定让他来改革北京大学。蔡元培到任后，首先提出了一个要求：他需要一个承诺，即北大的改革不受政府过多干涉。北洋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蔡元培开始着手改革北大腐朽的管理体制。

他引入了西方的民主管理模式，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教授，推动了从官僚式管理到民主式管理的转变。蔡元培在《大学令》中就提出了教授有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力。到北京大学后，他立即成立了教授会，赋予教授更多管理权力。同时，蔡元培还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和评议会，确保学校的管理更加民主化、规范化。

马学生来信的事件引起了蔡元培对北大管理问题的重视。虽然校长的权力不至于能单方面改变规定，但蔡元培的改革理念确实推动了北大的改进。马学生所遇到的，不是那个曾经充满官僚气息的北大，而是蔡元培领导下的新型民主化大学。

北京大学逐渐成为一座真正的学术殿堂，吸引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学术成就离不开顶尖的人才，而完善的制度为北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许多知名学者加入了北大，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辜鸿铭、黄侃、鲁迅等人，甚至毛泽东也在北大求学。北京大学成了思想碰撞、百家争鸣的地方。 北京大学的成功离不开蔡元培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这个理念在他的教职人员招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蔡元培聘请了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如陈独秀、胡适等，也邀请了具有保守思想的学者如辜鸿铭、黄侃等。即使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观念冲突，蔡元培依然努力维持平衡，保证不同思想的学术自由。 例如，陈独秀因其主办的《新青年》而名声大噪，蔡元培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文科学长，并协助他将《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对于年轻的胡适，蔡元培也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并在胡适受到质疑时，给予他坚定的支持。 蔡元培的开明教育理念也表现在他对女性教育的关注上。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女子教育理念。他认为，女性也应当接受教育，并有权参与社会和革命。 蔡元培不仅推动了教育改革，也参与了革命事业。他在晚清时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支持者。蔡元培留学欧洲，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这对他后来的教育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北京大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学术中心。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在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中，只有蔡元培能够带领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