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贵州省长周西成提出了一个目标：三个月内，彻底清除全省的匪患。周西成出生在贵州桐梓县，对于家乡当时的动荡局势深有体会。成为家乡的领导后，周西成的首要任务便是平定这片土地上的动乱。 他明确指出，如果有人在路上遭遇抢劫，县长必须负责赔偿。周西成认为，匪患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时局动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官员与匪徒勾结。因此，在就职时，他就严正表态，决定将治匪的责任层层分摊到各县县长身上。他表示，如果三个月后仍有人在路上抢劫，那些受害的财物将由县长亲自负责赔偿。这一举措让各地县长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他们不再包庇土匪，而是全力以赴抓捕匪徒。 **多管齐下，全面治理**

在袁世凯去世后，中国进入了长时间的军阀割据时期，部分土匪借机劫掠，趁乱发财。特别是贵州与湘西一带，长期存在着匪患，局势更加严峻。周西成于1926年1月被任命为贵州省长，随即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及第9路军总指挥，几乎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控。 周西成非常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宣誓就职的当天，他便提出要着手治理贵州严重的匪患问题。他发布的治匪布告清楚表明，这一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布告将治理匪患的责任细分为三部分，分别针对土匪、官员以及普通百姓。对于土匪，他提出了宽容政策，允许他们自新自首。那些愿意携带武器前来投降的匪徒，不仅能够免除前罪，还能获得奖励。有些有能力的，甚至可以直接升官，而没有其他资源的，也能得到路费，回家过安稳的生活。这一政策大大激发了那些迫于生计而上山为匪的人的退意，很多土匪纷纷选择投降，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针对各地的驻军和官员，周西成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加强相互监督，确保政令得以执行；二是对顽固不化的匪徒限期肃清，严禁错杀无辜；三是无论商人还是旅客，如果在途中遭遇抢劫，抢劫所得一律由当地的驻军和政府官员共同赔偿。这一责任的明确分配，使得各地驻军和官员不得不全力以赴，彻底肃清匪患。 对于百姓，布告明确表示，不允许窝藏匪徒或与之勾结。一旦发现，知情不报者或举报不实者都会受到严惩。

**社会秩序得到恢复** 周西成的多管齐下的措施，使得各地驻军、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开始积极参与剿匪行动。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的社会风气明显改善。治匪的成功经验也为周西成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当时，沿路抢劫汽车成为一大问题，周西成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对于那些被抓到的抢劫者，周西成命令将其捆绑在汽车后面，开车一直拖到死。这种做法震慑了匪徒，也给百姓带来了深刻的心理震撼。 此外，周西成还针对顽固势力逐点清除，进一步保证政令的畅通。而对于地方的拐卖儿童问题，周西成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规定一旦发现拐卖人口，地方官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此前，当地官员通常对拐卖儿童的事情视而不见，除非是权贵的家庭出面干预。但在周西成的治理下，地方官员不敢再包庇人贩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后果将是对自己的经济和职位的直接威胁。 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贵州的治安逐渐恢复，周西成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周西成加强了对贵州的集权管理。他深知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因此在他的领导下，贵州的第一条公路——省城环城公路被成功修建。

**强化集权，过于封闭** 社会逐渐安定，道路也开通了，周西成的政令顺利传达。然而，他的治理方式却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周西成在集权的同时，将许多重要的官职交给了来自自己家乡——桐梓县的亲信。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加深与家乡乃至全省的联系，使自己与这些人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但过度的亲信政治，导致了人才的匮乏和治理上的封闭性。 这种过于封闭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凝聚人心，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周西成不愿过多参与全国事务，致力于将贵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保持独立性，这种封闭心态使得他与其他军阀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 1926年5月，尽管周西成已经是贵州的省长，但四川、贵州名义上的共主仍是驻在四川的袁祖铭。袁祖铭与其他军阀的斗争最终导致他溃退到贵州，周西成因担心袁祖铭会占领自己的地盘，采取了一些策略，试图将其排除。然而，在蒋介石复职后，周西成与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尽管他在短期内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周西成始终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稳固的盟友。 **最终覆灭** 随着蒋介石的复职，周西成的局势开始恶化。在与其他军阀的战斗中，周西成的指挥变得混乱，最终在一次战斗中被李燊部队袭击，死于流弹，时年仅36岁。 周西成在短短几年内，通过将责任落实到人，成功清除了贵州的匪患，并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秩序。然而，他过于封闭的治理方式和缺乏大局观，使得他未能稳固自己的统治。最终，虽然他为贵州带来了一定的安定，但因力量不足和战略上的失误，未能有效保护贵州，最终走向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