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和民族近代工业的初步建立，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逐渐出现，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和胡礼垣等人。大多数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与洋务派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些人还曾协助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改良主义者与洋务派的区别并不明显，但随着他们参与洋务活动的深入，他们逐渐意识到，单靠新式的枪炮、船舰以及洋务企业，无法使中国真正实现富强。因此，他们开始进一步要求清政府采纳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推动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并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中法战争后，社会上对洋务派提出的求富、自强口号产生了普遍怀疑，大家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新的富强道路。此时，改良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改良主义社会思潮。该思潮的核心内容有两个方面：

首先，改良主义者主张要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独立，坚决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对中国最为有害的侵略特权，如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等。 其次，改良主义者提倡革新政治体制、变革社会政治制度，并设立议会。他们深入研究了西方的社会制度，认识到如果不改革中国封建的专制体制，中国就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强盛起来。虽然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非常重要，但他们更强调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他们批评洋务派只学到西方技术的皮毛，而忽视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因此，他们强烈主张建立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设立议会政治制度。

在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思潮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潮，更转变为一场积极推动变法的政治运动。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思潮已经发展为一场为了爱国救亡而进行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便是曾发起公车上书的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自幼接受严谨的封建教育，广泛阅读古代典籍，对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等书籍都有所涉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动荡，他对腐败的政治体系感到深深的不满，对传统儒学中的义理、词章、考据等内容产生厌倦，认为这些学问脱离实际，无法挽救民族的困境。从光绪五年（1879年）起，他开始阅读介绍西方学问的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等，并前往香港，亲眼见识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感受到西方人治国理政的法治和秩序。他由此意识到，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对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光绪八年，康有为参加顺天乡试，但未能成功。途中途经上海，他对上海的繁荣景象感到震撼，深刻认识到西方的治国理念和制度的独特性。此后，他大量购买西方书籍，并在回乡后开始深入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维新思想体系。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他受到了极大刺激，他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并全力进行宣传。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皇帝递交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上书，这是他第一次上书（即《上清帝第一书》），内容主要是要求光绪帝进行变法，注重听取民间意见，改革政务，以挽救国家的危机。然而，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这封上书并未成功递交给皇帝，他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压。尽管如此，这封上书的内容在当时的开明士人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随后，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了万木草堂，招收徒弟讲学，培养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骨干，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梁启超，他成为康有为倡导变法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和康有为一同推动变法运动，因此，历史上人们常常将他们并列，称之为康梁。

为了为变法运动寻找理论支持，康有为将儒家经典中最有影响力的《春秋公羊传》作为依据，利用其中的言辞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将一些西方的政治学说与之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改革主张。康有为为此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人类公理》等著作。 《新学伪经考》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版，书中提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大多是伪经，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迎合王莽篡位而伪造的。这本书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并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对旧法的坚守，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支持。

《孔子改制考》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书中论述孔子所编纂的儒家经典实际上是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状况，改变社会不公。康有为通过这本书宣扬孔子也是一位改革派，借此为自己的变法提供了依据。 《人类公理》这本书并未在戊戌变法时期发布，但它后来被改写成《大同书》，其中提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谐共存的大同社会的理想。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康有为的这些理论大多基于儒学，他试图将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现代理念结合起来，然而这些理论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学说的局限。尽管他提出了一些符合现代理念的改革建议，但他对传统儒学的改造，更多的是一种再创造，而非完全西化。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存在许多不切实际和牵强附会的部分。梁启超曾经大力推崇康有为的《伪经》和《改制》，但后来他自己也批评过康有为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歪曲证据等问题。因此，康有为的理论并未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甚至在维新派内部也少有人真正追随他。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起的公车上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支持变法的声音日益增加，康有为成为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旗手。几个月后，康有为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5月11日（6月3日），他再次上书，提出加强国防、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这封上书最终得到了光绪帝的关注，并引起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稣的会见，讨论变法事宜。由此，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改良派获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