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华桥传》记载了华桥书中的谱、序、传三部分，这表明华桥书中包含了序传。自司马迁在《史记》设立太史公自序叙述家世和编写历史的动因以来，班固的《汉书》便在《叙传》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史家也都沿用这一写作体例。那么，华峤在《后汉书》中是如何进行序传写作的呢？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提到，华桥书中的《谱叙》记录的内容与班、马的《自叙》相似，实际上《谱叙》就是序传，并且主要记载了华桥的祖父华歆的事迹，这与其他序传中多提及作者家世的写法是相一致的。 自从司马迁在纪传体中引入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后，这一模式被后代史家广泛模仿，成为后代纪传体史书中常见的写作方式。华桥书中也出现了论曰和华桥曰的史评形式，用来评述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这些史评为研究华桥的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保存下来的华桥史评多来自他人的作品，如范晔在其作品中引用了大量华桥书的内容，尤其是华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袁宏的《后汉纪》也借用了华桥的若干史论。这些都显示了华峤独到的历史视角和对史学写作的深远影响。

史学中的直书是中国传统的优秀作风，它要求史家在收集完所有资料后，忠实地记录历史事实，不加修饰地写下每一件事。华峤的《后汉书》因此受到当时文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文质事核，展现了实录之风。后来的史学评论家如刘勰、刘知几也对华书的直书风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明华峤在写作时秉持严谨、客观的态度。 在《帝纪》中，华峤不仅记载了明帝时期百姓安居乐业，户口增多，粮食充足的好事，还如实地记载了灵帝时期奢侈浪费的事，如修建南宫和铸铜人、四钟的浪费行为。在《列传》中，他不仅记载了不畏强权、追求正义的李膺、范滂等人的事迹，也对百姓称赞的勤政廉洁官员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揭露了琅邪王的奢华生活和灵帝时期曹嵩的腐败行径。华峤通过这些真实的记载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功德与阴暗面，尤其是在不避讳统治者的错误和腐败时，展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 华峤在人物传记中的写作技巧独具匠心，尤其是在对良吏的记载中，他通过民歌和童谣的形式来评价人物。例如，在《岑熙传》中，他引用了百姓的歌谣来表达岑熙受百姓爱戴的程度，歌谣中称岑君能伐枳棘清理害民之物，展现了他良好的政治才能。在《张堪传》中，他通过皇帝与樊显的对话进一步证明了张堪的清廉作风。在《廉范传》中，百姓常以廉字命名子女，歌谣的流传也反映了廉范的美德。这些歌谣的引用，使得华峤的史评更加生动、真实，且更具说服力。 在华峤的《后汉书》中，也体现了浓厚的天人感应观念。简单来说，这一观念认为天能干预人间的事务，而人的行为也会影响上天的反应，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华峤在《郎顗传》后的史评中，对占卜和术数给予了推崇，认为通过这些手段可以使人避免灾祸、趋吉避凶。在《应奉传》中，华峤记载了应奉的祖父应顺事迹，称有梓树生于厅事室上，事后母至孝，众以为孝感之应，认为这棵梓树的出现是孝道的感应表现。 此外，华峤也通过虎害现象揭示了社会的腐败。在《孝子传》中，刘平治理全椒县时，因县内虎害严重，华峤将其归因于官员贪婪，并通过刘平的选进儒良，黜贪残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样，在《宋均传》中，宋均通过退贪残成功解决了九江的虎害问题。华峤将官员的贪婪与虎害相联系，认为虎害是天对人间腐败的警示，呼吁人们依照天意采取正确的治理措施。 从历史角度来看，天人感应观念也为统治者提供了警示作用，它提醒统治者不要行不义之事，顺应民意以避免天谴。这种观念虽然属于唯心主义，但却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它反映了对道德和政治正义的追求。

华峤在《后汉书》中采用了附传的形式记录同一家族的多位人物。例如在《冯衍传》中，他首先详细记载了冯衍的家族背景，再开始叙述冯衍的事迹。同样，在《应奉传》里，他先写了应奉的祖父应顺，再写应奉的事迹，这种附传的方式在《后汉书》里十分常见，反映了华峤所在时代的门阀制度和家族观念。 《后汉书》中的史论，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华峤非常注重操守和才行的标准。这种史学观念明显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华峤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并在《班固传》的论述中批评了班固父子的史学观，指出他们对节义、正直的忽视，并强调这些道德标准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像王允这样的历史人物，应该从忠义和正直的角度来评价，而王允的行为正符合这一标准，因为他为除去篡位者董卓而采取了正义的行动。 综上所述，《后汉书》无论在体例的安排、文字表述，还是史论的精彩之处，都展现了华峤对历史的尊重、对史学工作的负责以及对政治的深刻见解。华峤的史学成就为后来的《后汉书》编纂者范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