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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虎(1808—1885)字盂彪,一字啸山,号天目山樵,南汇周浦(今上海浦东)人,清代诸生,以校勘之学冠绝一时,兼通文史、方志、乐律,是晚清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通才。其一生著作等身,《舒艺室杂著》《鼠壤余蔬》《周初朔望考》《史记及三家注校勘札记》等传世,诗词文赋、随笔札记亦自成一家,汇为《索笑词》《诗存》《尺牍偶存》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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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儒崛起:不恋科举,潜心实学
张文虎少时聪慧异禀,读书勤勉刻苦。然家境贫寒,无以奉养母亲。后来,被聘为王家孩子的老师,稍稍获得一些酬金。他不喜迂腐空疏之论,潜心诗古文辞,本无意于科举功名,却在恩师姚先生力劝下应试,一举考取秀才。
未几,丁母忧之痛叠加生活窘迫,他转赴南塘张氏授课,其间遍览元和惠氏、歙江氏、海阳戴氏、嘉定钱氏等诸家文史典籍,尤对戴震学说推崇备至,慨然叹曰:“为学自有原本,驰骛枝叶,无益也。”
此后,他沉潜经史,从形声训诂通晓文字本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语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旁及诸子史,考是非得失,源流异同,渐成 “经世致用” 的学术主张,更无意于科举仕途。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乡试,在亲友强劝下应试,却因试卷墨污,题诗号舍而归,自此终身不复应考,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典籍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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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辉煌:三馆耕耘,善本传世
1. 金山钱氏三十年:校书数百种,考据家称善
此后三十年,张文虎坐馆于金山钱氏,主持校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大型丛书,及钱熙辅《艺海珠尘》《壬癸集》,钱培名《小万卷楼丛书》等著作,累计校勘书籍达数百种,涵盖经史子集各类。
据《钱氏家刻书目》载,经部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部含《国语》《国策》《元史续编》等,子部囊括《伤寒论》《重学》《务民义斋算学三种》等,集部则有《庄骚读本》《元诗选补》等,总数逾二千种,皆被时人考据家奉为 “善本”。
2. 文澜阁三访:纵观四库,手自校录
他曾经三次到杭州文澜阁,纵观《四库全书》,手自校录珍本:道光十五年(1835)首访,校勘胡渭《易图明辨》等八十余种,抄录元陈应润《周易交变易蕴》等六十三种;道光十九年(1839)再访,校勘明陆粟《春秋胡氏传辨疑》、元王鹗《汝南遗事》等五种;道光二十年(1840)三访,借阅徐有壬《务民义斋算学四种》,抄录《椭圆正术》《弧三角拾遗》等算学珍籍,为其学术积累奠定深厚基础。
与绩溪胡培翚、元和陈奂同寓西湖,商榷胡先生之《仪礼正义》、陈先生之《诗毛传疏》。中间西游天目,南登会稽,尤爱天目之胜,因自号天目山樵。
3. 金陵书局:校勘精详,名动京师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授意在安庆创设书局,刊其乡先辈王船山先生书,张文虎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并与仪征刘伯山先生分任校雠。同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军攻克江宁,曾国藩移镇金陵,张文虎与书局自随。次年,《船山遗书》刊竣后,他念及早年校勘的钱氏丛书多毁于战乱,而《几何》《重学》二书 “切于当世之用”,力请曾国藩重刊行世。
是年秋,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议开金陵书局刻经史各书,乌程周学濬总其事,仍延张文虎校理,所刻如《十一经》《四史》《文选》、王氏《读书襍志》、渔洋山人《古诗选》,皆其独任。尤其对《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考核精深,校勘之精远超殿本。据梅宪华《晚清官书局》记载:“金陵书局所刻《史记》《汉书》等,以张文虎任校勘…… 京中诸官纷纷向曾国藩索取,盛赞其校勘之精突过殿本。”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至两年后去世。张文虎感念知己,虽年事已高,屡辞书局之职,历任制军何璟、合肥张树声及开县李公皆慰留甚坚。其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闻张文虎欲辞席,特寄言留行。特别是制军李公贻书言己学问固远不及曾、李,而钦佩之心未敢稍异,如不以为不可共事,务请勉留,可见其校勘技艺之受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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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建树:评点典籍,纂修方志
除校勘之外,张文虎亦是卓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以 “天目山樵” 为笔名评点吴敬梓《儒林外史》,见解独到,流传甚广。
另外,张文虎在编纂地方志方面,也极有贡献,其任总纂的地方志书有(光绪)《南汇县志 》、(光绪)《奉贤县志》、(光绪)《重修华亭县志》,任分纂的有(咸丰)《金山县志稿》。瞿宣颖《方志稿考》(光绪)《奉贤县志》条云:“其时风气尚未大开,本书居然辟分野之谬而削去之,此盖文虎通西学之故也。”苏松太兵备道刘瑞芬《南汇县志》序:“乃请于大府,有事修辑,延张啸山先生总司其事。张先生名文虎,本邑人,耆德宿学,于乡里闻见极该洽。”知县金福曾谓:“时宪行有饬属修志之举,以言于诸君,则以为宜商诸张学博啸山。”足见其学问声名,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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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节归里:书院育人,寿终学术
同治十二年(1873)冬,张文虎归乡之志愈切,以年老力衰固请辞官,终得归里。蜀督吴棠闻讯,聘其主持尊经书院讲席,他因路远老病辞谢不往。
光绪九年(1883),张文虎出任南菁书院首任院长,撰写《南菁书院记》,传扬实学理念。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张文虎卒于松江府复园,享年七十八岁。
纵观张文虎一生,以寒儒之身,沉潜实学,校勘典籍数千种,为后世留下无数善本;兼修方志、评点文学,涉猎广博而皆有建树。其 “为学务本” 的治学精神,“校勘精严” 的学术态度,至今仍为学林所敬仰,堪称晚清学术史上 “校勘巨擘,学林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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