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是指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东南地区的汉族封疆大吏主导，拒绝执行慈禧太后的北上勤王诏令，并在暗中与列强达成互不侵犯的和平协议。东南互保最重要的影响在于，这一事件标志着自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以来，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第二次大规模地与满清中央政权发生对抗。与三藩之乱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使得慈禧的威信大打折扣，中央政权的权力开始衰弱，地方势力逐渐崛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政治土壤。

东南互保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自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清廷便沿用了明朝时期的总督和巡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强化。同时，清朝一直奉行以满治汉的用人政策，尤其在早期的康、雍、乾三代，地方的主要军事和行政官员多为满人，汉人几乎没有参与。到了清中期，随着国家逐渐由外扩张转向内政为主，汉人逐步充任了更多的地方官员。然而，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满清始终对全国的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保持着直接控制，地方的督抚虽然权力较大，但依然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指挥。

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局面。长期倚赖八旗和绿营的满洲官员，因安逸的生活和鸦片的侵害，早已腐化，面对太平天国的进攻时一败涂地。军队的崩溃使得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不得已，清廷开始放权给地方，让东南地区的地主官僚自行组织地方武装来抵抗太平天国。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成为了清朝的重要军事力量，而这些军队的归属并不属于中央的兵部，而是直接由地方督抚掌控。

进入19世纪90年代，清朝的海防、关防等部门基本由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控制，逐步将枪杆子从满洲中央政府手中转移至汉人地方督抚的手中。与此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满洲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允许地方督抚自行筹款，甚至获得了一定的税收和关税权力。这样一来，像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逐渐掌控了所在省份几乎所有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已经成为地方的实权人物，俨然一方诸侯。

随着汉人督抚权力的日益膨胀，清廷逐渐感到不安，开始采取措施收回部分权力，尤其是制造汉人内部的矛盾，以制约地方势力。然而，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已渐渐强大，清廷的这些收权措施遭遇了极大的反抗，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1870年的刺马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公开场合被湘军暗杀，清廷对汉人督抚在东南的控制作出了默许。这一事件标志着，东南地区的汉族督抚已经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甚至在很多内政和外交事务上，清廷都无法干预。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的爆发，东南地区的汉人督抚们的态度至关重要。当时，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因感情上的原因与列强关系恶化，决定与十一个国家宣战，并要求各地督抚北上勤王。然而，东南的督抚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最为关键的人物是盛宣怀。盛宣怀本是商人，后来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担任全国电报局总办。当他接到慈禧的宣战诏书时，内心非常惊恐，他认为慈禧的宣战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一旦各省奉诏出征，战争必然扩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迅速采取措施，命令各地电报局扣押诏书，避免它流传到地方。

实际上，在慈禧宣战之前，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已经察觉到不对劲，早已与盛宣怀商量如何稳住东南局势。当宣战诏书到达李鸿章手中时，他立即宣布不奉诏，认为这是义和团胁迫下的伪诏，非朝廷所发。随后，张之洞和刘坤一也表态支持李鸿章的立场，并表示拒绝执行命令。张之洞甚至提出，如果北京被攻陷，他们将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这一提议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看似有些激进，但却揭示了东南地区对于清廷控制的深刻反叛。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通过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进行外交接触，成功地争取到东南各省的独立立场。他向外界保证，东南地区不参与对外战争，并保证外国公民在东南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盛宣怀的协调，越来越多的地方督抚加入了东南互保。福建浙江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纷纷表示支持，最终东南互保的范围从最初的东南地区，扩大到了中南、西南甚至黄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地方联动。

东南互保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标志着满洲中央政权的崩塌。东南的督抚通过与外国列强达成协议，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中央政府的命令，直接与外国打交道。在此过程中，八国联军顺利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被迫西逃，清廷的权威彻底瓦解。这一事件使得清朝的中央政府面临无法挽回的失控局面。 更重要的是，东南互保的成功实施，使得地方势力的军阀化趋势愈发明显。随着李鸿章、刘坤一等重臣的去世，清朝失去了能够平衡各方势力的中心人物，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加剧。最终，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成为了清朝的替代者，标志着清朝的灭亡和民国时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