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提到过这样一句话：邱清泉是黄埔第二期的，李弥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和李弥原来都是共产党，加上我也是共产党，所以徐蚌战役可以说是共产党打共产党。他说的徐蚌会战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淮海战役。文强提到邱清泉、李弥和他自己曾是共产党，这话可能是对的，因为他曾在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担任中将副参谋长（后来还代参谋长），对这些兵团司令应该比较了解。但他似乎忽略了一个人，那就是在淮海战役中借口回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舒适存。事实上，舒适存曾是共产党员，并且在红军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如果文强所说属实，那么杜聿明恐怕得时刻保持警觉：这四个人如果曾是那边的人，而且转换阵营也有他们的原因，跟叛徒不同，那么在现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势下，他们会不会在战场上反叛，把他捆起来？

《文强传》也证实了杜聿明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1948年10月12日，杜聿明和参谋长舒适存、副参谋长文强有一次密谈。文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训两小时，杜公治军之余，对国际政治十分留意，诚不愧为现代军人中之领袖人物。这次密谈由舒适存发起，他提到：邱清泉和李弥一谈到共军就嗤之以鼻，根本不放在眼里，其实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们也曾戴过红帽子。舒适存说邱清泉和李弥戴过红帽子，这说法不完全准确也不完全错误。邱清泉曾在1922年参加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还参与过平定商团叛乱和一、二次东征，可以算是大革命时期的左派。李弥则曾是朱德领导的革命部队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排长，但因拒绝参加南昌起义而离开。听到这些，杜聿明和文强只能苦笑。文强之所以苦笑，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是红帽子的一员，杜聿明则苦笑是因为他知道舒适存戴的红帽子更大。舒适存是湖南人，他早年在湘军与彭德怀一同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回想当时的局势真是耐人寻味：文强带领的二十三个县红军与四川军阀作战，而舒适存则在湘军中与彭德怀的红军作战。

舒适存在湘军中和彭德怀交战后，最终加入红军，成为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科长。但在1933年的一次战斗失利后，他又选择回到蒋介石那边。杜聿明对舒适存的信任程度并不高，才会邀请文强这个他更信任的人担任副参谋长。他曾写信给文强：杜聿明邀请我担任副总参谋长，虽然舒适存过去曾在彭德怀麾下担任过参谋长，但杜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文强也提到，杜聿明虽然信任自己，但在蒋军中，参谋长的权力极大，而舒适存和文强的工作，基本只是替杜聿明做些杂事。杜聿明如此召集这两个曾戴过红帽子的参谋长密谈，是希望他们如果能够与对方沟通对自己有利。舒适存在谈话中提到邱清泉和李弥曾是共产党员，文强接着说出了自己对淮海战场局势的看法：杜老总，您还没有吸取东北失败的教训，依旧迷信机械化部队去应对解放军的游击战术，机械化部队就像用大炮打苍蝇，根本没用。战争的胜负决定因素是人心，南京已经失去人心，而延安却抓住了人心。这场仗打下来，恐怕我们最终都得投降。

杜聿明叹了口气说：程颂公说得对，这话很有道理，但我得好好考虑。之前也有人向蒋校长提出过这种看法，却遭到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助长敌人的气焰，降低自己威风。这次密谈充满了悲观情绪，文强的分析让杜聿明深感冷意：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解放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百万，而我们这边只有四十多万，怎么打？文强继续分析道：解放军现在的策略是包围，我们的四十万人暂时不受攻击，解放军先解决黄百韬的兵团，然后再围攻黄维，最后才能对我们展开攻击。到那时我们根本没得打了，敌我差距太大。舒适存和文强的悲观分析让杜聿明对前景感到绝望，似乎他们早已计划好要趁机逃脱，而不仅仅是准备进行一场战斗。文强不无嘲讽地提到，杜聿明手下的兵团司令们都是自吹自擂的人，根本不听命令，谁都不服谁。比如邱清泉，骄横跋扈，自己目中无人；李弥眼高于顶，跟邱清泉针锋相对；孙元良胆小怕事，只有在投降时才会发挥作用；黄百韬和邱清泉更是死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