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版图由三大支柱撑起——盐、票号与茶叶。五百年间，正是这三股力量交错发力，让山西商人稳居各帮之首。其中，茶贸尤具传奇色彩：清代至民国，晋商把茶叶做成了一门跨山越海的大生意，靠的不仅是吃苦肯干，更是把选茶、制茶、运茶做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扩张的精细流程。

茶叶商人是晋商中的一支劲旅。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茶叶贸易更趋于鼎盛。这一时期茶叶贸易的发展壮大，除因山西商人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质外，也与善于总结、积累办茶经验密切相关。

清代民国晋商，茶叶贸易集采购、加工、运输、经营与销售为一体，体现出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流通以及精细化营销的特征。进一步扩宽市场，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茶道”财富。

万里茶道的缘起

茶叶，最早源于神农氏尝百草而被辨识，经过先民们一代代的精心培育，茶在社会文化中地位越来越高。

陆羽《茶经》一书问世，茶学有了专著。陆羽因此被奉为“茶圣”。

唐代茶学家陆羽著《茶经》，记载了茶的烹煎方法，饮茶之风大兴。

照验

宋代专设“茶马司”，北宋崇宁元年（1102），蔡京主张“茶引法”，即颁发凭证准许运销茶叶。朝廷规定茶商交纳茶价和税款后领取“茶引”，按规定地点和数量卖茶，茶叶贸易由政府管控，不得私自交易。宋朝重视马政，用茶叶交换少数民族的战马，既巩固了边防又缓和了民族矛盾。

明代“汉蒙互市”图

唐朝的“丝绸之路”、宋朝的“茶马互市”让茶叶走出国外，得到广泛认同。明代的山西位于“极临北边”之地，山西北部以及周边的驻军占到边防军数量的40%，“开中制”首先在大同实施。晋商开展粮盐等物资的贩运，涉足于长城沿线的汉蒙贸易，以茶、粮、棉、盐、铁器等换取毛皮、牲畜等。

万里茶道的开辟

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饮食以肉食为主，缺少蔬菜等维生素的摄入。由于茶能解腻、提神、补充体内维生素，让他们形成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习惯，茶成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对于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茶叶出口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国际贸易。

恰克图城

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条约允许双方商人在恰克图自由贸易、建设房屋，恰克图成为晋商与俄商的固定交易城。

晋商凭借常年的销售经验，抓住商机，选择开始从福建大量购进茶叶，投资茶山，开设茶厂、茶庄，茶叶销量从每年的几十万斤，发展到后来的上千万斤，日渐繁荣。

一路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过黄河至山西，再北上至张家口，穿越沙漠戈壁至蒙古高原，最终到达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完成交易，全程约4760公里。漫漫长路，晋商需要通过船运、车运、马运、驼运等多种方式，过程异常艰辛。

晋商将茶叶制成砖茶

晋商根据木压机发明的铁压制茶机

为了降低运费、减少损耗和便于长途运输，晋商将茶叶拣筛干净、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长方形砖状。随着茶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砖茶加工需要提高速度和质量，晋商根据原来的木压机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制茶机，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并逐渐提高砖茶的加工工艺。

俄商将茶叶贩运至中亚及欧洲各国

茶叶抵达恰克图后，俄商再将茶叶贩运经沿伊尔库兹克、图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托博尔斯克、秋明、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十几座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将万里茶道延长至13000余公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茶路”。依靠这神奇的树叶，联结起亚欧大陆，开启了商品贸易与文明互鉴的茶叶之路。

两百多年里，这条商路一直被晋商牢牢握在手中。经他们之手输往俄国的茶叶超过二十五万吨，按当时金价折算，价值百万两黄金——一片叶子，最终铺成了一条金色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