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公知常常说，政府就像一个物业公司，靠纳税人养活，官员就像楼管，是为业主服务的，如果服务不好就该换人。但如果把这话放到其他国家，或许能成立；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说法就不对了。

试想一下，国外的王子和国王们，怎么都那么低调？英王查理一世缺钱时，只能召开长期议会，想多收点物业费，结果与议会闹翻，最后被克伦威尔砍头；法国的路易十六也是缺钱，召开三级会议想增加税收，结果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美王华盛顿在赢得独立战争后，积下了大笔债务，最后只好解散手下的乞丐兵，自己也辞去职务，回家种地……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2700多年前开始，中国就开创了世界上最早且最成熟的国有专营制度，国有企业、国营企业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创收，根本不只是简单的物业公司。 百代皆行秦政制，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秦国的上层建筑制度是秦政制，但中国的经济基础更多是受齐政制的影响。古代齐国的管仲和齐桓公实施的政策，像是国有专营、盐铁专卖、宏观调控、价格干预、大基建拉动经济、刺激消费等，今天的中国人一听就明白，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钱，即使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又能比得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英王查理一世吗？因此，李鸿章当年搞洋务运动也不算什么新鲜事，那不过是开设了一些官办企业，只是因为技术和产品更先进，是从外国学来的。直到1872年，李鸿章发起的轮船招商局才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打破了国有专营模式，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新模式，这才带来了新的变化，李鸿章也把这个作为自己最骄傲的成就。

什么是官督商办？其实就是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办企业，但政府只负责分红，不干预日常经营。政府派出督办人员监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负责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公司则按照自己的规章制度独立运营，自己承担盈亏。虽然这种做法看起来很普通，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股份制的开创还是很有意义的。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起草了这个公司章程，并推动了官督商办的实施。刚开始，公司还处于创业阶段，所以不能只任用亲信，于是李鸿章聘请了当时中国最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大买办唐廷枢和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类似于今天的公司总裁和副总裁。

然而，唐廷枢和徐润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信任，凭借他们的商业经验，成功让招商局从长江航运市场的双寡头——旗昌洋行和太古洋行中抢占了市场份额。经过一系列的并购，招商局成功扩大了市场，变得非常强大。在这过程中，唐廷枢还从竞争对手那儿挖来了核心管理层，进一步加强了招商局的市场份额和控制力。然而，在成功的背后，也潜藏着风险。郑观应，一个经验丰富的洋买办，曾提出过对官督商办模式的质疑。按照他的想法，尽管当时李鸿章担任招商局的幕后支持者，然而一旦李鸿章失势，后续的领导者很可能会插手公司的运营，打乱原本的商业规则。

于是，唐廷枢和徐润提出了让公司完全民营化的建议，希望通过逐步收回国有股份，改变原有的官督商办模式。但这种改革并不顺利，因为官督商办背后有政府的强力支持。最终，李鸿章也没能顺利推动招商局的完全民营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控制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官僚资本主义模式。

这一变化对招商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司逐渐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管理层冗余，腐败现象严重，导致了长期的经营困难。招商局作为一个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竟然在官方支持下连续亏损，最终也没能避免破产的命运。更糟糕的是，政府的干预并没有为公司带来好的经营结果，反而让其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1911年，招商局才被迫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此时，招商局的辉煌已经不再。

随着历史的进程，招商局被越来越多的外部力量觊觎，甚至在1912年，民国政府也曾考虑将其抵押给日本人。经过多次的政治风波和财政危机，招商局最终在外部压力和股东要求下被民营化，但这个过程也为后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埋下了不少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