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朝鲜的“分界江”认知与构建

■作者简介

郑泽星

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王朝史、中韩关系史。

■提要

1712年穆克登查边定界后，在朝鲜地图和文献中，图们江北边出现了一条大致对应海兰河、名为“分界江”的河流。学界基本认为这是朝鲜在领土扩张意识下将海兰河捏造为中朝界河的产物，但未考察“分界江”在朝鲜后期如何从一个地名转变为边界主张。一方面，朝鲜地图与文献将图们江源北边的另一水源与海兰河相连，认为“分界江”发源于长白山，而地理认知偏差和现实利益考量加剧了此种想象，使“分界江”似乎具备了作为界河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随着“分界江”逐渐与公险镇、先春岭等高丽故土象征物相互联系，其地理位置与名称含义获得历史渊源，而有关“分界江”的错误记忆又不断刺激着朝鲜社会的“恢复故土”意识。

■关键词

穆克登查边；长白山；图们江；分界江；东北边境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5年第4辑，第83-93页，注释从略。

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清朝派遣乌喇总管穆克登前往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探查鸭绿江与图们江（清朝称土门江、朝鲜称豆满江）水源并勘定两国边界。穆克登在长白山天池东南麓设立定界碑，碑文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由此确定了“鸭绿江—定界碑—图们江”一线为中朝两国边界。然而，此后朝鲜社会内部却围绕图们江界争议不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穆克登错定了图们江源，二是因为他们对“土门江”与“豆满江”的一致性存在认识差异。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这些争议的发酵与领土意识的高扬，朝鲜社会逐渐否定之前的定界结果，意图谋取图们江以北土地。

该时期朝鲜的大部分地图和文献都记录了一条名为“分界江”的河流。在这些地图和文献中，图们江从长白山发源，向东流经茂山、会宁、钟城后向东北折流，绕过稳城北边后转为南流，而后再向东南流经庆源、庆兴后汇入大海；而“分界江”是图们江中游北边一条自西向东的支流，在钟城和稳城附近汇入图们江，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吉林省龙井市与延吉市域内的海兰河。

中国学界对此“分界江”的研究总体不多。李花子认为“分界江”最早出现于18世纪40年代郑尚骥绘制的《东国地图》，此地图不断被后世传写，在19世纪80年代中朝边界纷争中成为朝鲜谋取图们江与“分界江”之间土地的主要依据。但关于晚清中朝边界纷争的研究却较少关注朝鲜一方提及“分界江”的认知背景。另外，韩国学界也基本将“分界江”理解为朝鲜在“国土丧失”“恢复故土”等意识下，基于错误地理认知将海兰河捏造为中朝边界的产物。而韩国学者李康源推测“分界”一名来源于朝鲜对海兰河流域“fungke”“fungku”等满语地名的汉字音标记，因此“分界江”很有可能在18世纪之前就已作为地名存在，且最初并无区分边界之义。

若接受李康源的观点，那随后的问题是：原本用于指称地名的“分界”是在何种环境和方式下被传写的？又是如何被朝鲜挪用为边界主张依据的？美国学者通猜·威尼差恭指出，地图并非再现已经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预示了一种空间现实……是创造某物时参照的模型”；在地图中塑造出来的地理实体，通过“跟其他公共认同相关联”等教化策略而实现“自然化”。基于此种问题意识，本文考察18—19世纪朝鲜社会如何理解“分界江”并将其“自然化”为地理实体，以及这种认知过程和构建方式反映了朝鲜何种边境认识和边界主张，以期完善对19世纪80年代中朝边界纷争中朝鲜一方边界主张形成背景的认识。

一 朝鲜前期的东北边境认识与18世纪初“分界江”的出现

（一）1712年以前朝鲜的东北边境认识

朝鲜王朝建立后积极谋求以“两江一山”为界，通过设置镇堡、迁徙住民、调整行政建制等手段，将势力范围推进至图们江中上游沿岸，事实上以图们江作为其东北界河。同时，继承高丽疆域的朝鲜时常论及高丽尹瓘的北拓事迹，将其在“豆满江”以北开拓的土地视为故土。高丽睿宗二年（1107）十二月至翌年三月，元帅尹瓘率军击退女真人，在其地“置九城，立碑于公崄镇之先春岭，以为界”。对朝鲜而言，位于“豆满江”北的公险镇和先春岭也是其东北边境的组成部分，例如《世宗实录·地理志》在介绍咸吉道时不仅记载了尹瓘“筑九城，立界至碑石于公险镇、先春岭”一事，还将公险镇和先春岭用作描述该道各镇堡位置时的参照点。

朝鲜前期对其东北边境、图们江以北地区的认识有三个特征：

第一，尽管朝鲜前期地理志详细记录了公险镇和先春岭的方位和距离，但这些信息都来源于传闻，不具准确性和真实性。1439年世宗李裪传旨于咸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东北之境以公崄镇为界，传言久矣，然未知地在何处。考之本国之地，本镇在长白山北麓，亦未知虚实……至今闻先春岾有尹瓘所立之碑，本镇在先春岾之何面乎……并闻见开写以启。”世宗指出当时有关公险镇、先春岭的信息都来源于“传言”，不知其准确与否，于是命令金宗瑞调查。然而，由于当时朝鲜尚无法对图们江以北进行实地调查，《世宗实录·地理志》与《东国舆地胜览》中公险镇、先春岭的相关信息仍是源自14世纪后期的传闻，尤其是归顺女真人的口述内容。

第二，公险镇与先春岭的位置一般与“苏下江”相关。据朝鲜前期地理志，长白山天池“东北流为苏下江、为速平江”，该江“在豆满江北……东流一百二十里，为愁滨江，至阿敏入海”。整体来看，“苏下江”又称“愁滨江”“速平江”，在图们江北边，从长白山天池发源后东流入海，其下游部分大致对应绥芬河。从《世宗实录·地理志》中“苏下江历公险镇、先春岭”，“自先春岘越愁滨江有古城基”，“苏下江边有公险镇”等描述看，时人认为公险镇与先春岭就在“苏下江”（绥芬河）边。

18世纪前的朝鲜地图大多以文字形式将公险镇和先春岭标记在“苏下江”边。在18世纪前后，朝鲜地图中图们江北边的水系信息变得丰富，公险镇和先春岭的位置标示也更加多样，但仍保持与绥芬河的关系。例如在《东舆备考·咸镜道图》（1682）中，黑龙江与图们江之间有“苏下江”（绥芬河），其南边有一条从长白山东北麓发源并在钟城附近汇入图们江的“东江”（应为海兰河），先春岭和公险镇在“苏下江”与“东江”之间。而在《辽蓟关防地图》（1706，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大4709-91）中，绥芬河的画法更加准确，称“遂分河”，从图们江中游北边发源后汇入大海；另有一条在庆源北边自西向东汇入图们江的“浑春江”（应为珲春河），先春岭和高丽境碑位于“浑春江”上游北岸、“遂分河”源头附近。

第三，至17世纪，朝鲜有关“豆满江”北高丽故土的记录主要是对历史事迹和地理位置的简要记载。在17世纪中期的《八道地图·咸镜道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收藏号：한贵古朝61-20）中，“豆满江”北未画出任何山川，只以文字标注“建州卫”“先春岭”“尹瓘碑”“苏下江”“公险镇”“奴儿子江”等，注文还简要记录了咸镜道疆域的得失情况，其中包括尹瓘北拓的事迹。17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朝鲜地图与此类似。清朝建立后，朝鲜地图中“豆满江”北开始出现“乌喇”“宁古塔”等标记。

这些有关高丽故土的记录，与朝鲜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的故土意识不无关系，但尚未表现为露骨的领土扩张主张。就当时的边境形势而言，在默认以“豆满江”（图们江）为界河的情况下，朝鲜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未能实际掌控图们江上游南岸土地。如1673年，时任咸镜道观察使的南九万在呈交北境地图时上疏曰：

尹瓘以后，始得开拓，而旋得旋失，不为我有。惟我太祖天纵圣武，起于本道，奄有大东，幅员之广。西北抵于鸭绿，东北抵于豆满，此实威德辟国之盛业也。在太宗时以守臣之失御，弃富宁以北，以即今输城驿石幕地为界矣。……凡江之内，地在长城之外者，割而与之，使藩胡居之。且富宁北车踰岭外，乃是江内数百里之地，则宜为我有无疑。其时不及建置州镇之由，不出于载记，今不可详。……其地开野数十里，而北枕大江，南带长川，环以四山，平如镜面，土地沃厚 ，又非他处之可比。观 其形胜，宜置重镇。

南九万指出朝鲜太祖李成桂建国后的疆土以“鸭绿江—图们江”为北界，但图们江南岸土地丢失甚多，长期被女真人所占，尤其是世宗李祹收复朝鲜东北六镇后仍未有记录或建制的“富宁北车踰岭外”等地，因此他主张在此“观形胜、置重镇”。此上疏推动了不久后茂山镇堡的北移和茂山府的设立。可见，尽管该时期朝鲜基于尹瓘事迹对图们江北的土地怀有故土意识，但其现实政策所涉及的故土范围主要局限于图们江南岸。

（二）1712年后朝鲜东北边境地理标识的变化

据李康源推测，“分界”可能早已作为地名存在，但为何该地名到18世纪后才以河流名称出现于朝鲜地图和文献中？1712年的查边定界或许是推动这一变化的重要契机。朝鲜文人画家尹斗绪在1712年定界后、1715年去世前制作了《东国舆地之图》（韩国全罗南道海南郡绿雨堂藏，收藏号：宝物第481-3号）和《天下大总一览之图》（又称《天下地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收藏号：한贵古朝61-11）两幅地图。两图对海兰河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从中可以了解1712年定界事件对时人边境认识的影响和当时“分界江”的出现过程。

《东国舆地之图》是朝鲜全域图，“白头山”南侧绘有“界碑”，应制作于1712—1715年。该地图在形式上结合了16世纪中叶《朝鲜方域之图》的表现风格和17世纪地图的绘画技法，但在内容上更多保留了朝鲜前期的地理认知，例如图们江北边绘有单独入海的“苏下江”，其北标记了“先春岭”“公险镇”，这些都是朝鲜前期地理志和地图的典型表现方式。另外，图们江中游北边绘有一条名为“豆门河”的支流，汇流处有古城“南京”、驿站“沙五伊洞”等，这些都是朝鲜初期指称图们江中游北岸女真人居住地的常见名称。“豆门河”并不见于其他地图或文献，可能是尹斗绪依据该河流位于“豆门”一带而自拟的名称。此外，在该地图中，“界碑”旁还标记了“伏流”的“豆满江”水源，这正反映了1712年定界后的最新信息。

《天下大总一览之图》是绘有中国（清朝）、朝鲜、琉球、日本（对马岛）的世界地图，韩国学者李泰浩基于图中出现了茂山府和顺兴府、“白头山”南侧没有定界碑这两点，认为其制作于17世纪80年代之后、1712年之前。这一点有待商榷。在该地图中，尹斗绪将图们江中下游标记为“豆满江”，将其上游发源处标记为“土门江”。但在朝鲜前期，“土门”一词不用于河流名称，而且图们江一般只称作“豆满江（豆漫江）”。因此，该地图对“土门江”一名的使用极可能是受到1712年定界的影响。另外，在1767年仿照该图绘制的另一幅《天下大总一览之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奎古953）中，图们江水系和附近地名的信息更加完善，但长白山南侧仍没有画出定界碑。由此来看，尹斗绪的《天下大总一览之图》尽管没有画定界碑，但反映了关于图们江名称的最新信息，因此也很有可能制作于1712年之后。

对于大致对应海兰河的支流，《东国舆地之图》称“豆门河”，《天下大总一览之图》称“分界江”。如果后者的制作时间为1712—1715年，那这将是“分界江”作为河流名称在朝鲜地图中最早出现的例子。尹斗绪如何获取“分界江”这一地名、是否通过标记“分界江”来表达边界主张，不得而知。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相比于只绘有朝鲜疆域的《东国舆地之图》，总合了东亚各国的《天下大总一览之图》需要表现各国边界，在此语境下，“分界江”是作为中朝界河图们江的一条支流出现的；第二，在《东国舆地之图》中，“豆门河”北有“苏下江”（绥芬河），再北有先春岭，而在《天下大总一览之图》中，“遂分河”只是图们江末端的一条小河，先春岭直接坐落于“分界江”北，两者在视觉上形成一定联系。

总体而言，1712年定界后不久，“分界江”就作为海兰河的名称出现于朝鲜地图中。但当时对海兰河的标记还有“东江”“豆门河”等，而且此“分界江”一名也未必表示区分中朝边界之义。而《天下大总一览之图》中“分界江”的呈现方式，则给该河流留下了一定的关于中朝边界的想象和解读空间。

二 18世纪中期以后朝鲜地图中“分界江”的呈现与意指

18世纪中期以后，“分界江”在绝大多数朝鲜地图中都指示图们江中游北边的海兰河，但又不只是海兰河，而是包含了长白山水源（上游）与海兰河（下游）两部分。这种表现形式与1712年穆克登定界事件相关。

1712年定界时，穆克登将鸭绿江源东边百余里的黑石沟（或称黄花松沟子）指定为图们江源，认为此“东流之水”会与南边的另一脉图们江水源相汇。于是他在鸭绿、图们江源之间设立定界碑，并要求朝鲜在定界碑与黑石沟之间的“断流”部分设置木栅、土石堆作为界标。但黑石沟实际上是一条东流后北流、最终干涸消失的“干川”，不汇入图们江。朝鲜差使员在实际动工时发现了穆克登的错误，在设置完“定界碑—黑石沟”一线界标后，因害怕担责而继续往南设置堆栅，擅自将界标连接到正确的图们江源——红土水上。18世纪中期以后的朝鲜地图对“分界江”有不同表现形式，反映了时人对1712年定界事件的不同看法。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把握其形态和含义：第一，“分界江”与其上游是否连贯；第二，“分界江”与图们江的关系，即“土门、豆满是否为一江”的问题；第三，“分界江”水源与定界碑、界标的连接方式。

首先，该时期部分朝鲜地图将“分界江”（海兰河）表现为从长白山发源的连贯河流。在制作于18世纪中期的《海东地图·大东总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大4709-41）、《西北疆界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收藏号：한贵古朝61-19）、《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一览之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轴4709-22A）、《北界地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4709-86）等地图中，“分界江”从长白山东麓发源后东流，径直汇入图们江中游，发源处和汇流处分别标记“分界江源”和“分界江”，此种标记方式凸显了“分界江”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另外，“分界江源”与定界碑、界标起点连接，“土门江源”则与木栅终点连接。此时，“土门江”与“豆满江”同指图们江，“分界江”则是“长白山水源—海兰河”。

其他地图则将图们江称作“豆满江”、将“分界江”（长白山水源—海兰河）等同于“土门江”，反映了“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认知。例如，在同名为《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一览之图》、绘画风格一致的另一幅地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轴4709-22）中，“分界江”水源与界标起点连接、称“土门江源”，图们江源与界标终点连接、称“豆满江上游”。再如，制作于1776—1787年的《青丘关海防总图》（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收藏号：本馆11651）在“分界江”下游（海兰河）处注曰：“丰界江，一名分界江，土门江下流。”这些地图都强调了“分界江”与“土门江”的一致性。

18世纪后期的《咸镜道北关地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轴4709-17）与《青丘关海防总图》一样，在海兰河旁标注了“丰界江，一名分界江，吐门下流”字样。但不同的是，此“分界江”与其长白山水源是断开的，这沿袭了郑尚骥《东国地图》的画法。在郑氏《东国地图》中，图们江源北边的“土门江源”只画出一小段，其后与“分界江”（海兰河）不相连。但郑尚骥并没有用文字直接说明“土门江”与“分界江”为同一河流。许多仿照此图绘制的朝鲜地图都吸收了其“二江说”的观点和“土门江”“分界江”不相连的画法。而《咸镜道北关地图》则更进一步，不仅在“吐门江源”旁补注“水伏流二十里”，还在“分界江”（海兰河）处补注“吐门下流”，以文字说明的方式加强了对“土门江”与“分界江”一致性的认知。在这些主张“二江说”的地图中，“土门江（分界江）”水源一般也与定界碑、界标起点连接。

此外，在部分反映“二江说”的地图中，“土门江源”与“分界江”似乎为两条不同的河流。例如在18世纪中期的《舆地图·咸镜道关北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4709-68）和19世纪前期的《海东舆地图·朝鲜全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收藏号：한贵古朝61-35）中，图们江源北边有一条与定界碑相连的“土门江源”，该水源与“分界江”不相连且流向其北边，而“分界江”则是一条发源于别处、汇入图们江中游的短小支流，此种表现方式更贴近海兰河的实际情况。

总体来看，朝鲜后期地图中的“分界江”大多指示海兰河且从长白山发源，其水源一般与定界碑、界标起点相连，大致对应1712年穆克登所定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如果说“分界江”最初作为海兰河流域地名并不具有区分边界之义，那么当朝鲜人用此指示长白山水源时，“分界江”就带上了边界含义，反映了其对1712年定界结果的态度及边界主张。

在制作于18世纪中期的朝鲜行政地图集《朝鲜地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奎16030）中，图们江源（红土水）与界标终点连接，旁注“壬辰分界时以此称分界江上流”；与此同时，图们江源北边、与界标中段连接的另一条河流（黑石沟）也被标记为“分界江上流”，该河流在稳城汇入图们江。可见，此“分界江”的界河之义来源于1712年定界事件，且此地图企图以新的“分界江”（黑石沟—海兰河）来更替旧时所定“分界江”（红土水—图们江）。1770年申景濬受英祖李昑之命制作《八道地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收藏号：한贵古朝61-21）时也沿用了《朝鲜地图》中“分界江”的标记方式，这种标记方式一直延续至19世纪前后的《海东舆地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收藏号：古贵2107-36）和19世纪30年代金正浩的《青邱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4709-21）中。

然而，金正浩在19世纪60年代绘制《大东舆地图》（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奎10333）时进行了调整。在该图中，与定界碑、界标连接的是“干川”（黑石沟），其往东南延伸，与朝鲜差使员擅自变更的水源（红土水）相连。金正浩在定界碑和“干川”之间标记“康熙壬辰定界”，将红土水称为“分界江上流”，从而将“分界江”呈现为“定界碑—干川（界标、黑石沟）—红土水（图们江源）”一线。这种画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但与穆克登当初设想的图们江界完全一致，即金正浩将“分界江”一名只用于反映1712年定界的客观结果。而对应海兰河的河流则被称为“分东江”。这看似是因为“东（東）”与“界”字形相似而误写成“分东”，但李花子认为，由于金正浩已将图们江上游称作“分界江”，此处将图们江支流再次称作“分界江”的可能性较低；韩国学者李康源认为，为了区别于指称图们江上游的“分界江”，金正浩将海兰河附近的“布尔哈通河”音转为“分东江”。总之，金正浩的《大东舆地图》与朝鲜后期大部分地图不同，用“分界江”指称图们江而非海兰河。

总体而言，朝鲜后期地图中的“分界江”主要呈现为从长白山发源、东流至稳城附近汇入图们江的河流，包含水源（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和下游（海兰河）两部分。那么朝鲜地图和文献中的“分界江”，是通过何种知识教化策略被构建为“自然化”的地理实体，从而影响朝鲜社会的边界主张的？

三 朝鲜后期对“分界江”意义的构建及其对边境认识的影响

（一）水源叙述与朝鲜对“分界江”的整体性想象

如前文所述，在朝鲜后期认知中，“分界江”包含长白山水源与海兰河两部分。当时的朝鲜文人在地理考证中详细论述了“分界江”发源于长白山的这一特征。

申景濬认为“豆满江”（图们江）北边有一条“土门江”，此江“源出白头山之大泽，伏流三百里，东为分界江，入豆满江之压江滩”，“土门者，以其伏流百余里，复流出于土中，故名。又东为海兰河，又东为分界江，至美钱镇西南合豆满江”。按其理解，“土门江”从长白山天池发源后，伏流三百里而出，东流为“分界江”（海兰河），汇入图们江。在其叙述中，天池发源与伏流是“分界江”水源的两大特征，而这应是当时朝鲜社会对作为界河的图们江源的普遍认知。其他朝鲜文人虽然与申景濬不同，认为“土门江”与“豆满江”同指图们江，但在“分界江”（海兰河）发源于长白山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如洪良浩指出：“分界江，源出白头山戌亥间，流至北甑山后割难地，入南海。一支至稳城界，达于豆江。”又如丁若镛说道：“分界河源出长白山东麓，东流合诸谷之水，至潼关堡外，入于满水，源流可二百里也。”洪仪泳也认为：“自白头东，从分水岭两边山谷……北流者为杉木浦水，伏流不知其处，而中间忽涌出者，北流与凤凰台水合，是为分界江，与勃加土水合入于土门江。

由上可知，朝鲜文人普遍认为“分界江”（海兰河）的水源位于长白山中、图们江源北。但从现代地理学知识看，海兰河发源于北甑山（位于今吉林省和龙市），东流与布尔哈通河交汇后注入图们江。那么朝鲜文人所认“分界江”的长白山水源从何而来？如前文所述，用“分界江”指示长白山水源的做法与1712年定界事件相关，大致对应穆克登最初指认的、与定界碑和界标起点相连的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实际上，朝鲜朝廷在得知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差使员擅自将界标连接至红土水之后，并没有进行修正且对此事秘而不宣。因此，与界标终点相连的红土水被不知内情的朝鲜民众认作1712年穆克登所定图们江源，在地图中呈现为“壬辰分界”的产物。随着朝鲜社会对1712年定界结果的不满情绪以及修正界河水源的欲求日益高涨，他们逐渐将图们江源（红土水）北边的另一河流（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视作正确的界河水源，并将其嫁接到“分界江”（海兰河）上。

朝鲜后期地图和文献对“分界江”水源的重复刻画和叙述，促使时人在其认知中将“分界江”想象为一条源出长白山的完整、连贯的河流。而地理认知的偏差与现实利益的考量加剧了这种对“分界江”整体性的想象。

在地理认知方面，首先，朝鲜后期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中朝界河的图们江从天池发源。定界当时，朝鲜官员指出“二江发源此池，为天下大水，此天所以限南北”，“长白山巅大池之南，是吾边界”。他们认为鸭绿、图们二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而这一“事实”又成为其主张以二江为界河的依据。申景濬之所以主张以“土门江源—分界江（黑石沟—海兰河）”为中朝边界，正是因为他认为“欲定两国之界，则当以白山巅潭水所流处为限”，而东流的“土门江”（黑石沟）是源自天池的“山潭正派”，1712年所定南流之水（红土水）则只是离天池较远的“天坪中来之水”。朝鲜后期人们基于黑石沟发源于天池或离天池更近这一认知，强调黑石沟相比于红土水更具作为界河的正当性。因此，在朝鲜地图中，“分界江”水源主要指示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且大多从天池发源，与定界碑和界标起点相连。

其次，图们江源伏流复出也是朝鲜后期人们的固有认知。当地土人认为图们江源为“东流之水，断流后百余里，始为涌出”，这成为穆克登寻找图们江源的重要依据。然而定界碑附近伏流的水源众多，难以判别其最终流向和汇入处，土人只知道穆克登最初指定的、与定界碑相连的黑石沟“明是北流，不入于豆满江”。对于这条水源，郑氏《东国地图》称其为“土门江”，并将其伏流复出处连接至图们江北的“分界江”（海兰河），这种做法对时人的边境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出身于钟城的金肇彦在1764年游长白山时，看见定界碑附近、木栅北边有一条“东流水道”，直呼该河为“分界江之源”。朝鲜后期人们认为“分界江”（海兰河）发源于长白山，正是因为他们盲目相信图们江源会伏流复出，且不了解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的确切流向。

在现实考虑方面，朝鲜尽管通过定界获得了图们江上游以南土地，但仍不满足。首先是“红土水—图们江上游”一线及其北边的长山岭山脉限制了朝鲜边民向北开垦的范围。其次是图们江上游河流狭小，难堪界河边防之用。如洪仪泳指出：“所恃者只一衣带豆满江，而江又狭小，自茂山至钟城四五百里，广处不过数十步，稳城以下稍成江样……所谓界限实不可恃。”在此情况下，朝鲜对图们江上游北侧的“长山”（长山岭）产生了特别关注。此山“自白头之北与茂山隔江对峙，北驰过会宁、钟城界，北至稳城界，高耸绵亘者可为六七百里”，大致位于“黑石沟—海兰河（分界江）”一线与“红土水—图们江上游”一线之间。据朝鲜文人描述，长山岭“屈曲逶迤如屏障，而分界之内、豆江之外，平陆广野杳无际涯，丛林乱茅之地大于六镇之广”，“接天万山穹崒列立，不测壑谷犬牙错互者六七百里，此乃天所限南北”。长山岭连绵耸立，十分适合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分界江”（海兰河）以南、长山岭以北有广阔的平原和丛林，利于移居开荒。要争取这些资源，就要确保长山岭一带为朝鲜所有，换言之，就要争取以“黑石沟—海兰河（分界江）”一线为界。因此，“分界江”（海兰河）发源于长白山就成为必要的“事实”。

总体而言，朝鲜后期所谓“分界江”（海兰河）的长白山水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然而伴随着对1712年定界结果的误会和不满，大部分朝鲜地图和文献将与定界碑、界标起点相连的黑石沟或其附近河流称作“分界江”（海兰河）的水源，从而使“分界江”表现为一条发源于长白山、东流汇入图们江中游的完整河流。这些叙述在不断塑造一种有关“分界江”整体性的想象，不仅加强了“分界江”作为地理实体的真实感，也为推翻1712年定界结果提供了话语资源。19世纪80年代清朝曾要求朝鲜召回越江垦民，但钟城官民罔顾事实，主张以“土门江—分界江”即“黑石沟—海兰河”为中朝边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有关“分界江”整体性的想象之上。

（二）故土追忆与朝鲜对“分界江”的历史构建

1712年后，“分界江”作为图们江北边的河流频繁出现在朝鲜地图和文献中，逐渐与原本位于“苏下江”边的公险镇、先春岭、尹瓘碑等高丽故土象征物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有关朝鲜东北边境的联想机制。由此，“分界江”成为朝鲜社会追忆历史与故土的重要一环。在朝鲜后期文人的认知中，“分界江”与高丽故土象征物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三种形式。

其一，将尹瓘北拓所至“苏下江”称作“分界江”。李瀷认为，《东国舆地胜览》中提及的“苏下江”（绥芬河）也称作“分界江”，原因是“昔尹瓘拓境至速平江，遗碑尚在”。此“分界江”与穆克登定界事件或海兰河都无关。

其二，认为高丽故土象征物在“苏下江”（绥芬河）与“分界江”（海兰河）之间。洪仪泳据朝鲜前期地理志指出先春岭、公险镇“据在苏下江边”，同时根据绥芬河与图们江的相对位置关系，指出先春岭、公险镇也在流经北甑山的“分界江”（海兰河）边。成海应的观点与此类似，一方面，他依据《东国舆地胜览》中“愁滨江源出白头山北流，一称苏下江，一作涑水江，历公险镇、先春岭至巨阳”的说法，认为“苏下江”即“今人所称分界江”；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高丽侍中尹瓘有定界碑于先春岭，分界江绕其下”的“分界江”正是在稳城汇入图们江的海兰河。由此来看，洪、成二人既沿袭了朝鲜前期关于先春岭、公险镇在“苏下江”边的看法，又吸收了1712年定界后关于先春岭、公险镇与“分界江”位置关系的观点。

其三，与“苏下江”等其他河流无关，高丽故土象征物在“分界江”（海兰河）边。1766年徐命膺游长白山时，同行的赵曮提及一位“习知源流”的茂山老人姜莫从，他曾说：“柔远之水出自会宁界外之紧长山，大抵稳城西南百里，有分界江在先春岭下，高丽侍中尹瓘之定界碑在焉……与于伊厚之件加土江合流于豆满。”在时人认知中，先春岭和尹瓘碑就位于“分界江”（海兰河）边。而18世纪中期以后的朝鲜地图则更直观地反映了高丽故土象征物与“分界江”（海兰河）的位置关系。前文论及的《北界地图》《西北疆界图》《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一览之图》《舆地图·咸镜道关北图》《海东地图·西北彼我两界全图》等针对朝鲜北方边境的关防形势图，无一例外地在“分界江”（海兰河）与图们江交汇点北边标记了“高丽境”“先春岭”“尹文肃公碑”。

总体而言，在朝鲜后期地图与文献中，“分界江”（海兰河）逐渐与高丽故土象征物形成空间上、认知上的紧密关联。由此，“分界江”作为实际并不存在的图们江北边的河流，不断参与到朝鲜社会对高丽历史记忆的构建当中。在此过程中，“分界江”不但具备了地理实体——尹瓘北拓所至之地，其名称涵义也获得了历史渊源——“分界”之义来源于尹瓘定界之事。这又为朝鲜社会的边界认知和主张提供了依据，如《万机要览》指出：“《舆地图》：‘分界江在土门江之北。’江名分界，则定界碑当竖于此。”朝鲜文人安鼎福也认为：“分界在豆满之北，其名分界，盖为彼此之界。”

除尹瓘事迹之外，朝鲜文人通过地理考证挖掘出更多有关“分界江”的历史渊源。如洪良浩在《朔方风土记》中称：“分界江始出于西出岭之底……西出岭上亦有铁碑 ，昔年分界时所建云。”据此，除了尹瓘在“分界江”边所立高丽境碑外，在长白山西出岭还有一处古定界碑，“分界江”正发源于此。郑允容推测此古碑为高句丽时期所建“限城界碑”，认为“分界江”一名与当时定界立碑之事相关：“分界之源发于古碑下，可为西出岭发源之证矣，分界之名亦以古定界碑之故。”此外，丁若镛在《大东水经》中论及“分界河”时说道：

分界河源出长白山东麓，东流合诸谷之水，至潼关堡外，入于满水，源流可二百里也。按：白山东麓之水，上者为阿几河，下者为分界河，曾以此水界两国，故有斯目焉。我人或以此别称土门江，非也。昔咸镜道兵马使金汝水善抚其众，野人怀之，立碑于分界河边，至今犹存也。

丁若镛也认为“分界河”一名来源于“曾以此水界两国”的事实，并且他还补充了有关该河流的其他历史记忆：“分界河”流域的土人曾在该地为咸镜道兵马使金汝水立善政碑。金汝水是活跃于朝鲜17世纪的武臣，史料中有他担任“咸镜道兵马节度使”“庆兴府使”等北方要职的记录，但土人立碑之事无法考究。重要的是，丁若镛想通过此事表明朝鲜的势力范围在1712年定界之前就已扩大至图们江北、海兰河沿岸，从而佐证“分界河”的存在及其名称的历史性。在目前发现的朝鲜地图中，只有《西北界图》（18世纪中期以后，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收藏号：古4709-89）在“分界江”（海兰河）北岸绘出了此“金将军汝水不忘碑”。

有关“分界江”的记忆通过朝鲜地图与文献不断被构建和传播，持续刺激着朝鲜社会的故土意识，成为其宣扬“恢复故土”主张的认知依据。不过，至19世纪末之前，对于以“分界江”为界一事，大部分朝鲜文人同时有着感性的态度和冷静的姿态。对他们而言，作为历史记忆的“分界江”与作为现实边界的“豆满江”是共存的，应以不同方式对待。活跃于19世纪前后的安鼎福和洪仪泳曾对朝鲜东北边境问题有如下论述：

以今兵力，无论于复箕高之故域，恢穆翼之旧居。当多识旧事，明其界限，为自疆之道而已。……分界在豆满之北，……而不能审覈，公然弃数百里之地。……然王者之治，务德不务地，则此系小事。所大忧者，若中国有变，如完颜之南迁，则辽渖一带，亦有自立而雄张者，……自古以来，天下用兵，常在东北。而我东被祸之由，前辙昭然。观于此则海防边御之策，筹国之士当加之意尔。

舍其分界江者，则先春岭、公崄镇之旧界及长山天堑，失之已远。……杳茫天坪之中，以土门江源为界。……而我地之原野林薮，与之共利。利之所在，争端必起，利在争起，寇掠必至，此所谓目下切急之深虑也。……又自开春至冬，貂鹿猎、采参之胡弥满天坪大野。……我国奸民，……与胡杂处于天坪之间，……必有奸情相济。……以今计之，旧界既不可复，则不得不从今界，……就于长坡之上，创设一镇。……把守天坪之左界，实为救急之先务。

朝鲜文人普遍认为“分界江”是故土旧界，对1712年丧失图们江以北土地一事表示遗憾和愤懑，但同时对无法恢复旧界的现实有清晰认知。安鼎福指出，以朝鲜如今兵力尚不足以恢复故域旧疆，洪仪泳认识到旧界“失之久远”而“不可复”。在这种现实认知下，一方面，如安鼎福所说：“当多识旧事，明其界限，为自疆〔强〕之道。”对于“分界江”等旧界，他们认为需要通过持续的历史学习和文字记录来了解和记忆，在这种历史追忆中奋发自强。另一方面，他们基于现实主义立场，围绕已确定的“今界”积极开展边防事务。在安鼎福看来，所谓“王者之治，务德不务地”，比起恢复图们江以北土地，更重要的是密切关注东北形势的变化，做好边防应对以维护国内稳定；洪仪泳则着眼于图们江源沿岸的物产资源和人员往来问题，指出图们江源所在的天坪是中朝两国“共利”之处，主张在“长坡”设置镇堡以把守天坪地界，保障图们江源南岸的资源与安防。

总体而言，将“分界江”作为历史故土来记忆，是朝鲜后期东北边境认识的重要特征，但这种记忆是基于尹瓘北拓事迹被虚构出来的、错误的记忆。另外，关于作为故土的“分界江”的认知确实刺激和助长了朝鲜社会以“恢复故土”为名号的领土扩张野心，但在19世纪末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这种野心又往往只通过“追忆”的方式来实现。

四 结语

“分界江”在1712年定界后才出现于朝鲜地图和文献中，其名称有一定的语源学依据，其指示对象也有大致的地理原型，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凭空捏造和想象的产物。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视角来看，“分界江”在朝鲜地图和文献中呈现为一个地理实体，在被不断传写的同时与其他社会认同产生关联，与朝鲜社会的边境认识相互作用，从而转变为朝鲜宣扬边界主张的工具。本文考察了“分界江”在朝鲜边境认识的作用下被“自然化”的过程和方式。

一方面，“分界江”最初用于指称海兰河，但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对1712年定界结果的批判，朝鲜地图和文献开始把图们江源北边的另一河流称作“分界江”水源，将其与海兰河连接起来。这些有关“分界江”水源的叙述，将“分界江”呈现为一条源出长白山、连贯完整的河流，从而不断塑造一种有关“分界江”整体性的想象。而朝鲜社会对图们江北边水系的认知偏差以及对开垦、边防等实际利益的考量则进一步激发了此种对“分界江”水源的叙述和加剧了对“分界江”整体性的想象。

另一方面，从朝鲜建国之初就存在的有关高丽故土的记忆，到后期逐渐与“分界江”（海兰河）产生联系，“分界江”与公险镇、先春岭、尹瓘碑等高丽故土象征物一同构成了有关朝鲜东北边境的联想机制，成为朝鲜社会追忆故土与历史的手段。在地理实体层面上，“分界江”成为尹瓘北拓所至之境；在名称内涵层面上，其区分边界之义来源于尹瓘定界事迹。这种有关“分界江”的错误记忆持续刺激着朝鲜社会的故土意识，然而“恢复故土”的主张基本上只停留于记忆的主观层面。

18—19世纪朝鲜社会通过“想象”与“记忆”的方式，不断生产和传播有关“分界江”的知识，借助“长白山发源”与“尹瓘北拓事迹”等公众认同为其构建意义，使其“自然化”为地理实体。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朝边界纷争中，这些有关“分界江”的知识成为朝鲜官民边界主张的认知基础和话语资源。我们应当看到，该时期“分界江”知识的出现与扩散，与穆克登查边定界这一明清鼎革后维系传统宗藩关系的活动有关，也与朝鲜后期社会改革、实学兴起背景下领土意识的强化有关。朝鲜对“分界江”的认知和构建植根于传统东亚社会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我们需结合这些宏大叙事来理解“分界江”的背景。同时，通过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微观视角把握朝鲜社会在这些语境下对“分界江”的认知过程和构建方式，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明19世纪80年代其边界主张的形成背景和内容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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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施安群

审校|王国睿

审核|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