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公子驩上位后，晋国的地位比晋文公重耳时代更为强大。重耳当国时，虽然成功击败了楚国，但他并未与秦国发生较量，并且重耳还受到了秦穆公的帮助，这使得表面上看，晋国的地位似乎低于秦国。然而，在公子驩执政期间，晋国在三次与秦国的大战中取得了两次胜利，而第三次战斗，虽然没有完全打败秦国，但晋国也通过坚壁清野避免了失败；更重要的是，秦穆公终其一生也未能将影响力扩展到中原。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晋国的称霸之路一帆风顺呢？实际上并非如此。晋国内部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豪门望族的过多，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春秋初期，晋国因大宗小宗之间的分裂而陷入内乱，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晋献公时期，才由小宗逐渐取代大宗，结束了这种分裂局面。晋献公非常清楚大宗小宗分裂的危害，因此在治国过程中，他始终压制公族势力，使得其他豪门望族有了更大的权力。晋献公将扩张过程中得到的土地分配给了这些豪门望族：荀国交给了荀氏，韩国的土地交给了韩氏，魏国交给了魏氏，耿国交给了赵氏，冀国交给了郤氏。虽然从晋献公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合理的，但在他去世之后，这种做法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谁才是晋国的新君？当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遇到一个无法集中的利益集团时，局面就变得复杂起来。因此，晋献公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分裂成不同的派系，经过了几十年的争斗，直到晋文公重耳继位，才算平息了这场内斗。即使重耳继位后，晋国依然维持着豪门望族分制的局面，重耳对此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晋国的豪门望族根深蒂固，重耳无法轻易动摇他们的权力。其次，虽然这种权力格局有很大的弊端，但相比当时的大宗小宗之间的激烈冲突，至少局势没有那么危险。直到公子驩执政时，这一现状才面临必须改变的时刻。

对于国君来说，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能成为威胁，无论他是亲戚还是外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晋献公和晋文公的做法。然而，问题在于，长期偏向某一类人的政策，最终会导致局面失控。晋献公和晋文公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但不能让豪门望族三代垄断权力。因此，公子驩的任务非常明确：在确保晋国利益不受侵犯的同时，压制豪门望族的势力，扶持公族力量。经过两三代的调整后，公族的力量最终压倒豪门望族，然后再重新扶持豪门望族，形成一个循环，才能确保晋国朝政的稳定。公子驩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击败秦国之后，他并没有继续进攻中原，维持现状的意图非常明显。这表明，他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国内的派系纷争，并确保晋国的稳定。

当年，三位秦国的将领被遣返回国，与晋国的三场战争直接影响了公子驩的决策。在同年的战斗中，晋国的元帅先轸阵亡，史书上说他是在冲撞公子驩后，以自杀式冲锋表达悔过之意。这个说法很有趣：当大臣冒犯了国君时，他竟选择以死谢罪，这似乎在隐含着一种信息：如果连先轸都如此赔罪，那么其他任何人如果得罪了公子驩，会有什么后果呢？这让我联想到刘邦当皇帝后，看到儒生们的礼仪，他才意识到皇帝的尊贵。

先轸去世后，如果公子驩照刘邦的做法，应该会让豪门望族意识到皇权的尊贵，然后再发布类似的声明，让晋国君主的权威重新回到正轨。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晋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公子驩虽然赢得了与秦国的三场战斗，但他仍然无法彻底解决豪门望族的问题。豪门望族拥有庞大的权力基础，公子驩在内外压力下，只能尽量争取自己的声望，例如通过亲自挂帅征战，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先轸的儿子先且居突然崭露头角，在战争的洗礼中，他被任命为中军将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秦国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楚国也未再进行大规模的行动。按理来说，晋国应该借此机会拓展中原或进行内部斗争，但史料对此时期的记载非常有限，我们知道的是，公子驩在与鲁国和卫国有了外交往来之后，与秦国发生了一些局部冲突，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记载。

然而到了公元前622年，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中军将先且居、赵衰的儿子赵盾、栾枝的儿子栾盾等人几乎同时死去。晋国最重要的六卿职位居然死了四个，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公子驩是否暗中操作了这些事件。接下来，公子驩将这些职务交给了几个旧人，这些旧人是他父亲时期的支持者。这一做法似乎暗示着公子驩对豪门望族的力量已经有所妥协，并通过拉拢他们来平衡局势。 公子驩死后，晋国陷入了类似晋献公去世时的困境。虽然公子驩有合法的继承人——太子夷皋，但豪门望族不愿接受他。豪门望族提出，只要对国家有利，甚至可以背弃国君的继承权，因此他们准备重新选举国君。争论了很久后，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决定重新接纳太子夷皋。但他们的做法却像晋献公时期一样，继续操控着朝政，最终将太子夷皋推上了王位，自己则继续掌握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