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号召，纷纷前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支援建设。这场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外交部的王海容同志接到了一封来自福建莆田的举报信，并立即将其转交给了毛主席。信中揭露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毛主席读后十分震惊，甚至泪流满面。得知此事后，叶剑英同志愤怒至极，表示应当严肃处理，警示所有相关人员。

这封信的作者是福建莆田县的一位小学教师，名叫李庆霖。李庆霖之所以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实在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在多次尝试反映问题未果后，他认为只有通过毛主席的亲自关注，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李庆霖有一个儿子，名叫李良模。当时，党中央决定实施上山下乡运动，李庆霖全家积极响应号召，李良模也在初中毕业后，前往几十里外的荻芦公社插队。李庆霖并不反对儿子去农村锻炼，虽然他知道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作为父亲，他依然对儿子的安危充满担忧，尤其是李良模从未参与过农耕劳动，如何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成了他心中的忧虑。

李良模刚到插队的地方，就开始了繁重的农活。由于这些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几乎没有任何农业经验，他们在刚到农村的第一年，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基本的农业劳动技能——割草、种地、使用农具等。缺乏经验的他们，往往只能依靠国家提供的生活补贴勉强度日。李庆霖知道，虽然儿子做些农活很辛苦，但这也是一次锻炼身体的机会。然而，当他看到李良模消瘦的模样时，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担忧。他责怪儿子不够努力吃饭，认为体力不足无法支撑起重体力劳动的负担。没想到，李良模却答道，他并非不想吃，而是粮食极为有限，除了他，周围很多知青也和他一样，常常面临吃不饱的困境。此外，许多生病的知青也无法及时得到治疗。

李庆霖感到困惑。按照政府的规定，每个下乡知青每月应该有8元的生活费和36斤的口粮，但怎么会出现知青吃不饱、得不到治疗的情况呢？李良模告诉父亲，生活补贴在发放了11个月后突然停发，这让他们陷入困境。李庆霖心中充满疑问，他留下了一些钱和口粮给儿子，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李庆霖心里满是思绪，忧虑不断涌上心头。他知道，这样的困境并非李良模一人所独有，许多知青都在经历同样的苦难，而上山下乡运动仍会继续，未来的日子该如何度过？

李庆霖决定采取行动，将问题反映给有关部门。他先后写信给儿子所在的公社和当地政府，但每次尝试都没有得到回应，这让他感到十分无助。最终，李庆霖决定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他将信寄给了毛主席。他坚信，只有毛主席才能真正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李庆霖点燃煤油灯，写下了两千多字的举报信，详细描述了知青在农村所面临的困境，包括生活补贴停发、看病难等问题，甚至提到了一些知青因困苦而打算逃回城市。

然而，如何将这封信送到毛主席手中成了李庆霖的难题。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通过外交部的王海容同志将信交到毛主席手里。当时，毛主席正在接待外宾，王海容的身影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李庆霖通过这一线索找到了寄信的途径。果然，这封信很快就达到了王海容手中，他在看完信后感到非常震惊，并立即将信交给了毛主席。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回信。信中简短却极为震撼：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荣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信封里还夹着300元人民币，这让李庆霖激动得几乎泪流满面。这300元对他而言，成为了家庭的传家宝。毛主席收到信后，也深受震动。对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着手进行广泛调查，并迅速采取整改措施。

这一切变化，源于李庆霖的举报信。毛主席和党中央随即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增加财政拨款9亿元，确保资金能够真正到位，保障知青的基本生活。1974年，中央发布了《保护女知青26号文件》，开展整顿，对那些侵犯知青权益的官员进行了严惩。

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让大量城市青年有机会到农村锻炼，并为乡村和边疆地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许多知青也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经历了迷茫与彷徨。然而，他们的付出，开办农民学校、修建水利设施、改良土壤等工作，都成为了他们为国家留下的重要印记。

尽管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是锻炼知识青年的能力，改变贫困农村的面貌，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果断行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为这场历史性的运动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