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能否在长期的战争中维持统治，往往取决于两个主要的阶层：一是底层的劳动人民，二是上层的统治阶级。对于底层的百姓而言，从汉朝末年到曹丕篡位的这一时期，战争几乎成为常态，政权更替不断，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战乱，民众的生活可想而知。汉朝的四百多年统治刚刚结束，百姓对于新政权自然心生不安和怀疑。曹魏政权的建立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定，相反，百姓在战争的痛苦中度日，民生凋敝，整个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困境，民众对权力更替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上层统治阶级主要由两股力量组成：一是勋贵集团，另一则是士族阶层。自曹魏建立以来，政权便强调以能力为本，这意味着，任何拥有足够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获得重要职位。以司马懿为例，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不仅在曹魏政权中获得重用，而且能够轻松超越许多资历较深的老将，如张郃。同时，士族在曹魏时期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汉朝时期，选官主要依靠孝廉制度，权力和官职多由士族内部流动，士族几乎垄断了政府权力。然而，曹魏推行唯才是举政策后，士族的特权开始动摇。加之曹魏实施的九品中正制，旨在限制士族的权力，使得权力的分配更加侧重于平民和能力。这一系列改革逐渐动摇了士族的统治基础，使士族的家族特权开始被削弱。在当时，士族的统治得以维持，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知识的传播和强大的家族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然而，随着曹魏对士族的压制，士族逐渐失去了对曹魏政权的支持。当司马家族逐步取代曹魏的统治时，士族并未出面保卫原有政权，最终使得曹魏成为三国中唯一一个被士族与权臣完全取代的政权。

东吴的孙权则给了另一个获取士族忠诚的范例。东吴通过将士族直接转变为贵族，使士族成员在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东吴后期的主要掌权者几乎都来自士族，这使得士族的忠诚度远高于其他政权。即便东吴在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内乱，皇权也一度旁落，但由于东吴给予士族极大的权力与利益，士族并没有取代孙氏的统治，反而在动荡中为孙氏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政权未能获得士族的效忠，尽管某些政权的情况比曹魏更为严峻，但这些政权却能够延续更长时间，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依靠的是勋贵集团的支持。勋贵集团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个人能力，而是与当权者的紧密关系。例如，曹爽之所以能成为大将军，并非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而是因为他是曹家的亲属。然而，曹魏的勋贵集团与其他政权有所不同。尽管像张郃这样出色的军事将领在曹魏中取得了显著战功，但他并不被视为顶级勋贵，真正掌握军权的依然是曹家和夏侯家族。曹魏政权的权力结构使得外姓将领只能在战时担任前锋角色，而无法真正掌控中军。曹魏的政权一直由曹家和夏侯家族牢牢把控，这种局面造成了外部家族难以真正参与统治。

勋贵集团通常由多个家族组成，这一安排并非偶然。这些家族与皇权关系密切，通过施恩于下层民众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例如，蜀汉在遭遇夷陵之战几乎灭国的危机时，依靠将权力下放给士族和地方势力，成功重振了元气。而曹魏在第一代勋贵退场后，逐渐失去了对勋贵阶层的控制，只能依靠士族来维持政权。然而，士族的反抗最终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曹魏也因此丧失了政权。曹魏的政权过度依赖曹家和夏侯家的统治，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早期的曹魏虽然有着曹操和曹丕等威望极高的君主，但随着他们的去世，政权的稳定性逐渐下降。曹魏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得不到有效补充，尤其在夏侯尚去世后，曹魏再也没有出现足够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最终司马懿发动政变，曹家不得不束手就擒。如果曹魏能够吸纳更多的家族力量，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不仅仅依赖于曹家和夏侯家，政权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 总体来看，曹魏政权的稳定性较差。虽然曹操和曹丕在位时政权相对稳定，但随着君主威望的下降，曹魏的制度缺陷逐渐暴露，最终导致其灭亡。曹魏的强大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名列三国之最，但在实际的政治控制上，它却是最早灭亡的政权。因为一个政权的稳定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威望，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支持。在选择核心力量时，统治者不仅要考虑授予谁权力，还必须考虑谁能够帮助维持政权。曹魏显然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他们过于依赖宗室，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