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史记》是一部不可靠的文献，主要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超自然的元素。例如，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曾发表文章，否定《史记》作为信史的资格。文中提到的一个关键理由是，《史记》记载了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大鸟脚印而受孕，这显然是超自然的神话传说，无法作为史实，因此他们认为《史记》不可信。 然而，这种以一个细节来否定整部史书的做法是否合理呢？假如一个人有九个优点，只有一个小缺点，难道就因此全盘否定这个人吗？显然，以偏概全、以一事否定全貌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西方学者应该对此有所了解。通过这种方式否定《史记》，更像是故意对其进行抹黑，刻意否定中国的历史。

实际上，《史记》并非完美无瑕，书中确实有一些记载已经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推翻。但总体而言，《史记》是一部相对可靠的历史记录，它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信赖。近年来，陕西的考古发现取得了重要进展，揭示了汧渭之会的历史谜团，证明了《史记》中的一部分记载是准确的。 秦国汧渭之会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秦人最早的祖先应位于山东一带，可能在商朝末期有部分秦人已向西迁移到了山西。后来，周朝的周公东征，击败了商朝残余势力，将秦人的祖先迁往了西部。根据记载，秦人祖先恶来是飞廉的后代，赵人祖先季胜也出自飞廉之后，因此秦赵两国有着共同的祖先。

秦国最初的发达是由于季胜的后代在赵地被封为诸侯，而恶来的后人也开始在此基础上发展。周孝王时期，恶来后代非子因擅长养马而获得周孝王的赏识，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庸，管理着周围50里的土地。从非子开始，秦国逐渐壮大，直到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赫赫战功，秦国被封为诸侯。 秦襄公去世后，秦文公继位，并在公元前763年带领700名士兵东猎，直到汧渭之会地。史记《秦本纪》中有明确记载：秦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这表明，汧渭之会是秦文公进行重大历史活动的地方。我们知道，汧河是千河的古名，渭河的支流之一，意味着汧渭之会应该在今天的千河与渭河交汇处。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的宗周遗址位于宝鸡，而这一区域的千河河谷是当时的重要防线之一，考古发现表明，这里曾是西周的防御重点。

然而，秦国的迁都历程非常复杂，有九都八迁的说法，秦国从甘肃天水一带逐渐东迁。史书记载秦国曾在汧渭之会停留超过50年，最终定都咸阳。由于这段历史时间久远，汧渭之会逐渐没落，成为废弃的地方。因此，历史学者至今有两个问题待解答：其一，秦文公是否真的在汧渭之会定都；其二，汧渭之会到底具体位于哪里？ 印证《史记》又一记载 2014年，在陕西宝鸡高新区的千河镇魏家崖村，村民在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座春秋早期的墓葬，墓中有鼎、簋、壶等众多陪葬品。更重要的是，魏家崖村正好位于汧渭的交汇处，而且出土的器物样式和秦文化相符，这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那么，魏家崖村遗址是否正是历史上的汧渭之会呢？

2021年，考古专家对魏家崖村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发现了城墙遗迹等遗存，确认这里曾是一个城池。随后，考古队展开了详细的挖掘工作，揭示了春秋早期的城市遗址、夯土建筑、高等级的秦人墓葬、车马坑、围沟以及手工业遗存等，显示出该地区在春秋时期的繁荣景象。这个遗址的面积约有百万平方米，春秋时期特别集中，且明显属于秦文化。 从考古发现的结果来看，魏家崖遗址确实位于汧渭之交，而且其遗址的历史背景与《史记》中的记载高度一致。因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梁云指出：可以确认魏家崖遗址就是秦国的都邑‘汧渭之会’。

反过来说，魏家崖遗址的发现验证了《史记》所述的历史并非虚构，而是准确的。虽然汧渭之会的具体位置在后世因为废弃而逐渐不为人知，但司马迁在《史记》编写时，魏家崖遗址并未废弃，他所记载的汧渭之会地理位置是准确的。后来，由于时间的流逝和地名变化，才导致后人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综上所述，魏家崖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史记》中的汧渭之会提供了实物证据，也证明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可信度远高于西方历史文献。如果我们用史料与考古双重证据来检验西方历史，那么公元前1500年之前的大部分西方历史可能都无法确定，至少不能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