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首《望月怀远》，通常被认为是张九龄写于荆州的寄怀之作，光耀诗坛千余年。诗中的明月，既承载着普世的思念，或许也映照着诗人生命里某些未曾言明的缺憾。

近日，随着西安“张九龄妻”董韶容墓发掘信息的发布，一个核心谜题浮出水面：身为“宰相夫人”，她为何独葬于长安娘家祖茔，而未能与丈夫合葬？张九龄本人则归葬于千里之外的广东韶关。张董二人，一南一北，生死遥隔。

如今，当同一轮明月照亮考古的探方，那段被尘封的个体命运，渐次在制度、礼法与情感的漩涡中浮现轮廓。这也正是考古学的深刻回响——透物见人，并自研究中，辨识出制度与人性共同书写之沉默抉择。

□全洪

一段跨越千年的故事，始于西安一处城市建设工地。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与研究，一位史书无载的女性——董韶容，连同她与唐代名相张九龄的短暂姻缘，得以重新浮现于世人眼前。

墓志确认身份：西安唐墓锁定“张九龄妻”

2025年10月1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22年5月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成果。

贾里村，地处长安区神禾原北部，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区内发现了一处董氏家族墓地，其中，编号为M235的墓葬出土“大唐故董夫人墓志铭”。其成果《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已在《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9期刊发。出土的“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府君故妻董氏墓志铭”，节录相关内容如下：

“夫人讳，字韶容，陇西人也。……一嫔丞相，七载妇仪。……良人承旨，作贰荆州。驲使无容，闺罗惶疚，不意魂归月道，德被人间。开元廿五年四月廿六日，亡宣阳里，春秋廿八。用五月十一日，迁座于长安县潏水南原，礼也。”

M235所葬时间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墓主董韶容为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氏的夫人。董韶容及其祖、父辈皆史书无载，墓志铭成为推断墓主的最重要依据。墓志所载董氏丈夫的官职、姓氏等内容，综合史料文献相关信息，符合开元二十五年、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张姓等几个条件的“张府君”，唯唐玄宗开元年间名相张九龄一人。据此，考古工作人员推断墓主为“张九龄妻”董韶容。

该墓纪年明确，出土有铜镜、铜钵、贝壳胭脂盒等生活类器物，为研究唐代长安董氏家族及女性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发掘简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在神禾原发现多座董氏家族成员墓葬，此地当为唐代董氏祖茔，董韶容墓就是其中一座。外嫁之女，葬回祖茔之内，较为罕见。

核心谜题：“宰相”夫人为何归葬娘家祖茔？

一位“宰相”的妻子，死后没有与丈夫合葬，甚至没有进入夫家的家族墓地，而是独自长眠于娘家的祖茔之中——这不合常理的安排，指向了历史深处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董韶容短暂的一生及其生命最后阶段的遭遇，令人唏嘘，也构成了解读这一切的锁钥。

志载董韶容“开元廿五年四月廿六日，亡宣阳里，春秋廿八”，可知其生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董氏卒后，同年五月十一日葬于长安县潏水南原。据周边所出唐代墓志，潏水南原即神禾原，为唐代董氏家族祖茔所在，由此引发包括发掘者在内的多种推测、假设。有专家认为董氏先夫而逝，且其夫左迁荆州，张九龄祖茔还在岭南，长路迢迢，若董氏葬于岭南，力有不逮。作为“宰相之妻”，董韶容在族内应有较高地位，最后被归葬于董氏家族墓地，也颇合情合理。

发掘简报还列举唐代不葬入夫家祖地有三种情形：（1）因亡故于异地他乡，距离祖地太过遥远，以致耗费巨大，无法承担；（2）女子生前信奉佛、道等宗教，生前对葬地有所选择；（3）依据血亲家族观，女子与亲生家庭的关系并不因出嫁而大幅降低，相反还可以以血亲为纽带，归葬于血亲家族。

由于史书中并无对董韶容及其家族人员的记载，只能根据墓志内容和其他相关史料予以分析，我们认为，这三种情形都不符合董韶容的情况，董夫人葬于长安董氏家族祖茔，当别有因。

关键误读：“嫔”非正妻

一切谜底或许就藏于墓志中的关键一字——“一嫔丞相”，这个“嫔”，如同历史的一声轻叹。

关于董韶容应归葬于张九龄曲江祖茔而不是董氏家族墓地的说法，关键在于对其身份的误读，即误以为董是张九龄的正妻。但墓志讲得分明，是“一嫔丞相”，嫔为妾室，非正妻。此时张九龄原配谭氏仍在韶州曲江家中。

张九龄幼年丧父，对母亲卢夫人极为孝顺。史载他“以母不肯去乡里”，因为母亲不愿北上，他特意向皇帝请求改任到靠近岭南的职务；唐玄宗也将他的两个弟弟都安排到靠近岭南的州任刺史，以便兄弟团聚，陪伴老母。徐浩撰《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开国伯文献张公碑铭》（以下简称《张九龄神道碑》）云：“封曲江县男，转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庭闱在远，表请罢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摄御史中丞岭南按察兼选补使。”《旧唐书·张九龄传》亦载：“改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望得数承母音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为岭南道刺史，令岁时伏腊，皆得宁觐。”张九龄夫人谭氏跟张母一样也留在岭南，不随张九龄赴京。《张九龄神道碑》载：“夫人桂阳郡夫人谭氏，循州司马府君诲之子也。……（太）夫人乐在南国，不欲北辕，克勤奉养，深得妇礼。”董韶容亡故时，张九龄正妻谭氏在世。

七年风云：拜相、贬职与外放

除短暂外放洪州、桂州外，张九龄长期在京任职，故于长安置宅，原配谭氏留岭南。我们至今不知是何机缘，让张九龄与董氏在长安结为夫妻，但须明确的是，董并非正室，亦非继室，而是嫔妾。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七年里，张九龄先拜相，又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罢去知政事，次年贬为荆州长史。仕途急转直下，年轻的董氏或许一直留在长安，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据墓志，董夫人“一嫔丞相，七载妇仪……春秋廿八”。董韶容以妾室身份嫔于丞相，这一年应该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此时张九龄54岁，董韶容21岁。董氏七年后亡于长安宣阳里家中，宣阳里应是张九龄在长安最后几年的居所。

前后几年间张九龄的仕途发生转折，由于史书不载，我们按墓志的时间推测他们的成婚时间。开元十八年（730年）张九龄53岁加中大夫，徙桂州都督，摄御史中丞岭南按察兼选补使，或许是从桂州回朝后娶董氏为妻。开元廿一年（733年）十二月，张九龄“丁母丧归乡里”，回韶州曲江为母守丧，未毕即被唐玄宗“夺哀”，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董氏韶容去世的前一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被罢去宰相职位，《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载：“十一月壬寅，侍中裴耀卿为尚书左丞相，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并罢知政事。”从结为夫妇到拜相、罢相、贬荆州，张董二人经历了较为急剧的起伏颠簸。

制度性永诀：贬官严令下的生死仓促

历史的洪流与严苛的制度，从未顾及个人的生离死别。一次寻常分离也可能成为永诀。驿站的马车，载走了董韶容的丈夫，也带走了她的最后生机。

据史书和墓志记载，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60岁的张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旧唐书·张九龄传》），墓志称：“良人承旨，作贰荆州。驲使无容，闺罗惶疚，……”“驲”指的是驿站专用的车，也用来指驿马或驿站，后演变为使者或驿使的代称。这里是指驲的本意，马车，即董氏未跟随良人（丈夫）赴荆州。南宋诗人曾丰《道边梅》：“本随驲使上长安，非到中途意便阑。为念征夫行旅苦，与生满舌绕牙酸”，亦用此义。不料此次分离竟是生死之别，年轻的董夫人“魂归月道”，四月廿六日在家中病故。

按唐代规制和习惯，贬官的行程有严格限制：贬官接到命令后，必须立即上路，每到一个驿站都需在公文上签注抵达时间，以防延误。不得无故逗留、绕道或擅至他处，严重者会加重处罚。家事需自行安排，通常是官员先行，家属则在后筹措盘缠、处置家产，随后赶往贬所。未经许可擅自离开贬所或返回京城是重罪。董夫人“亡宣阳里”之时，说不定张九龄还在从长安去荆州途中，即使已抵达荆州也不能返回长安，因此，董韶容的丧事只能由娘家人操持。

古代也多有权厝（唐代常见的过渡性丧葬方式）某处的风俗，在大量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常见“权窆于某地”“权厝于某原”等记载，之后才“迁祔于祖茔”。张府君故妻董氏墓志铭不像其他墓志那样强调其葬于祖茔或先茔，其葬入家族墓地的情形与通常的权厝，也称为浮厝、暂厝或停柩等权宜之计不同，乃是按当时西京墓葬的规制正式下葬。董韶容墓（M235）为斜坡墓道单天井土洞墓，平面呈南北向直背“刀”形，是关中地区唐墓常见的墓型。

三重辩释：为何不是血统、财力与路途之故

当所有表面的可能被逐一审视过，真正的答案会在迷雾中愈发清晰——

西安长安区贾里村墓地，是盛唐玄宗董贵妃之亲族董氏家族墓地，其中有三座董氏家族纪年墓。据墓志内容，董韶容出自陇西董氏。整个该家族墓地以祖董彻墓（M1182）为祖茔，其先祖或为胡人。墓园至少存在祖孙四代，由南向北，从祖至孙，逐辈排列，完全按汉式唐制布局，董韶容以胡人血统宗教因素为由留在祖茔墓地的可能性不大。

在董氏家族墓范围内，共出土五件高足堑刻银杯，这是在我国唐代墓葬考古中首次集中出土高足银杯，非常珍稀。该家族墓地发现了吴王李恪重孙女李锷墓（M888），据墓志载，李锷适董君，该董氏确认为董贵妃之亲族，为国戚。董韶容随葬奢华的金银平脱镜，直径15.4厘米，镜钮镶嵌绿色玻璃珠，八瓣宝相花纹以三重金片打造，其工艺等级明显高于普通官员家眷随葬品。由此可知，玄宗朝董贵妃亲族既贵且富，董家不至于因资财匮乏而让董韶容留葬祖茔。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她本人的身份。

还有专家推测，张九龄贬谪荆州无法让董韶容跟随，只能留其在长安，且张九龄祖茔在岭南，离长安城路途遥远，让董韶容归葬岭南力有不逮。这种说法不能成立。董韶容亡故时，张九龄虽然贬为荆州长史，依然是荆州的实际管治者。唐制，扬州、益州、并州、荆州等上州设大都督，由皇家子弟封王兼任。然而，这个职位多为虚衔，由亲王遥领，但并未实际到任，如开元十五年永王泽为荆州大都督。荆州长史是大都督的佐官，通常辅佐刺史处理地方政务，承担地方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的管理职责。张九龄任荆州长史，家境不至于负担不起迁葬。唐代流放岭南的贬官，确有因财力不足而无力归葬祖茔者；然职位稍高之家，多仍设法北归。岭南高等级唐墓稀少，正缘此故。

其次，张九龄弟九皋虽受牵连，下放到地方任州刺史，但据萧昕《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张九皋神道碑》）云，“及元昆出牧荆镇，公亦随贬外台，遂历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四郡守”，刺史官阶四品，俸入足以调拨舟车，若欲将董氏灵柩南归岭南祔葬，并非力所不及。

或是终极答案：正妻意志与妾室名分

如此，当所有外在的可能性被逐一排除，答案最终指向家庭内部。

董韶容在长安病故时，张九龄罢相贬荆州长史，前往荆州任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张九龄传》云：“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并无史料表明张九龄在贬荆州期间曾返长安；他最终因“请还展墓”南归，卒于韶州曲江私第。徐浩《张九龄神道碑》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请拜扫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由此可知，张九龄直接从荆州任上返回曲江老家，而非从长安去韶州。

董韶容墓志铭志文没有任何关于子嗣的信息，张九龄在赴荆州任上，不可能回京，因此董韶容丧事由董娘家人操办，自然先下葬于董家祖茔。张九龄病故后，其丧事由其子张拯以及张家人操办。1960年7月在广东省韶关市西北郊的罗源洞张九龄墓出土徐安贞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云：“嗣子拯，号诉罔逮，而谋远图，刻他山之石志于玄室”，墓志当是其子张拯所立。张九龄去世“皇上震悼，赠荆州大都督，有司谥行曰文献公。粤来岁孟冬，葬於洪义里武临原，近於先茔，礼也”。

十七年后张九龄原配谭氏在曲江逝世，与丈夫葬于祖茔。《张九龄神道碑》载：“（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六早日，终於私第，春秋七十七，昼哭阎闾，日月绵远，同茔异穴，卜兆从宜。”张九龄弟张九皋病逝于长安，夫人谭氏也归葬曲江祖茔，《张九皋神道碑》载：“以天宝十四载（755年）四月二十日，疾亟薨於西京常乐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六。皇上哀悼，赙赠盈门，给递还乡，首邱归本。以明年葬於始兴郡洪义里武陵原。……夫人宏农谭氏，襄阳郡夫人，国子博士知几之子。……粤以永泰三年（767年）薨南康郡次。以大历四年（769年）合祔焉，礼也。”张氏兄弟墓同在洪义里武陵原（即武临原），他们的原配夫人都按礼制合葬于曲江先茔，但是作为嫔妾的董韶容却未能由长安迁到韶州曲江。

比对董韶容、张九龄和谭氏三人的卒葬先后，谭氏既有参与张九龄的丧事，于情于理，自然拥有话语权。我们不揣测当时谭氏内心想法，但她阻碍董韶容迁葬韶州曲江张家祖茔的可能性，应是客观存在的。

唐代士族重门第联姻，女子十三至十六岁出嫁属常态。由于张九龄原配夫人还健在，因此董韶容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继室，实为嫔妾。继室行过聘娶大礼，法律上“位同正嫡”，死后可照例祔葬夫茔；妾侍则无此名分，能否入祖茔，通常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决断。张九龄开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于家中，翌年三月三日迁窆于先茔（今广东省韶关市西北郊罗源洞），迁葬时间相隔近一年，一为营建墓室，二为选择吉日，这期间完全可以将董氏灵柩迁到曲江，但张家并无此举，这里恐怕谭氏是关键因素。

如今，尘埃落定，往事成史。考古学的力量，也在于以手铲的实证与史笔的思辨，共同让沉默的遗存开口说话。

千年明月，依旧朗照，见证这永隔南北的缺憾。

（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

本版图片来自《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9期）

明月孤茔：

“张九龄妻”的长安归宿与未合葬之谜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11月14日 版次：A06栏目：史海钩沉作者：全洪

编者按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首《望月怀远》，通常被认为是张九龄写于荆州的寄怀之作，光耀诗坛千余年。诗中的明月，既承载着普世的思念，或许也映照着诗人生命里某些未曾言明的缺憾。

近日，随着西安“张九龄妻”董韶容墓发掘信息的发布，一个核心谜题浮出水面：身为“宰相夫人”，她为何独葬于长安娘家祖茔，而未能与丈夫合葬？张九龄本人则归葬于千里之外的广东韶关。张董二人，一南一北，生死遥隔。

如今，当同一轮明月照亮考古的探方，那段被尘封的个体命运，渐次在制度、礼法与情感的漩涡中浮现轮廓。这也正是考古学的深刻回响——透物见人，并自研究中，辨识出制度与人性共同书写之沉默抉择。

□全洪

一段跨越千年的故事，始于西安一处城市建设工地。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与研究，一位史书无载的女性——董韶容，连同她与唐代名相张九龄的短暂姻缘，得以重新浮现于世人眼前。

墓志确认身份：西安唐墓锁定“张九龄妻”

2025年10月1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22年5月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成果。

贾里村，地处长安区神禾原北部，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区内发现了一处董氏家族墓地，其中，编号为M235的墓葬出土“大唐故董夫人墓志铭”。其成果《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已在《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9期刊发。出土的“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府君故妻董氏墓志铭”，节录相关内容如下：

“夫人讳，字韶容，陇西人也。……一嫔丞相，七载妇仪。……良人承旨，作贰荆州。驲使无容，闺罗惶疚，不意魂归月道，德被人间。开元廿五年四月廿六日，亡宣阳里，春秋廿八。用五月十一日，迁座于长安县潏水南原，礼也。”

M235所葬时间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墓主董韶容为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氏的夫人。董韶容及其祖、父辈皆史书无载，墓志铭成为推断墓主的最重要依据。墓志所载董氏丈夫的官职、姓氏等内容，综合史料文献相关信息，符合开元二十五年、金紫光禄大夫、荆州长史、张姓等几个条件的“张府君”，唯唐玄宗开元年间名相张九龄一人。据此，考古工作人员推断墓主为“张九龄妻”董韶容。

该墓纪年明确，出土有铜镜、铜钵、贝壳胭脂盒等生活类器物，为研究唐代长安董氏家族及女性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发掘简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在神禾原发现多座董氏家族成员墓葬，此地当为唐代董氏祖茔，董韶容墓就是其中一座。外嫁之女，葬回祖茔之内，较为罕见。

核心谜题：“宰相”夫人为何归葬娘家祖茔？

一位“宰相”的妻子，死后没有与丈夫合葬，甚至没有进入夫家的家族墓地，而是独自长眠于娘家的祖茔之中——这不合常理的安排，指向了历史深处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董韶容短暂的一生及其生命最后阶段的遭遇，令人唏嘘，也构成了解读这一切的锁钥。

志载董韶容“开元廿五年四月廿六日，亡宣阳里，春秋廿八”，可知其生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董氏卒后，同年五月十一日葬于长安县潏水南原。据周边所出唐代墓志，潏水南原即神禾原，为唐代董氏家族祖茔所在，由此引发包括发掘者在内的多种推测、假设。有专家认为董氏先夫而逝，且其夫左迁荆州，张九龄祖茔还在岭南，长路迢迢，若董氏葬于岭南，力有不逮。作为“宰相之妻”，董韶容在族内应有较高地位，最后被归葬于董氏家族墓地，也颇合情合理。

发掘简报还列举唐代不葬入夫家祖地有三种情形：（1）因亡故于异地他乡，距离祖地太过遥远，以致耗费巨大，无法承担；（2）女子生前信奉佛、道等宗教，生前对葬地有所选择；（3）依据血亲家族观，女子与亲生家庭的关系并不因出嫁而大幅降低，相反还可以以血亲为纽带，归葬于血亲家族。

由于史书中并无对董韶容及其家族人员的记载，只能根据墓志内容和其他相关史料予以分析，我们认为，这三种情形都不符合董韶容的情况，董夫人葬于长安董氏家族祖茔，当别有因。

关键误读：“嫔”非正妻

一切谜底或许就藏于墓志中的关键一字——“一嫔丞相”，这个“嫔”，如同历史的一声轻叹。

关于董韶容应归葬于张九龄曲江祖茔而不是董氏家族墓地的说法，关键在于对其身份的误读，即误以为董是张九龄的正妻。但墓志讲得分明，是“一嫔丞相”，嫔为妾室，非正妻。此时张九龄原配谭氏仍在韶州曲江家中。

张九龄幼年丧父，对母亲卢夫人极为孝顺。史载他“以母不肯去乡里”，因为母亲不愿北上，他特意向皇帝请求改任到靠近岭南的职务；唐玄宗也将他的两个弟弟都安排到靠近岭南的州任刺史，以便兄弟团聚，陪伴老母。徐浩撰《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开国伯文献张公碑铭》（以下简称《张九龄神道碑》）云：“封曲江县男，转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庭闱在远，表请罢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摄御史中丞岭南按察兼选补使。”《旧唐书·张九龄传》亦载：“改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望得数承母音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为岭南道刺史，令岁时伏腊，皆得宁觐。”张九龄夫人谭氏跟张母一样也留在岭南，不随张九龄赴京。《张九龄神道碑》载：“夫人桂阳郡夫人谭氏，循州司马府君诲之子也。……（太）夫人乐在南国，不欲北辕，克勤奉养，深得妇礼。”董韶容亡故时，张九龄正妻谭氏在世。

七年风云：拜相、贬职与外放

除短暂外放洪州、桂州外，张九龄长期在京任职，故于长安置宅，原配谭氏留岭南。我们至今不知是何机缘，让张九龄与董氏在长安结为夫妻，但须明确的是，董并非正室，亦非继室，而是嫔妾。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七年里，张九龄先拜相，又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罢去知政事，次年贬为荆州长史。仕途急转直下，年轻的董氏或许一直留在长安，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据墓志，董夫人“一嫔丞相，七载妇仪……春秋廿八”。董韶容以妾室身份嫔于丞相，这一年应该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此时张九龄54岁，董韶容21岁。董氏七年后亡于长安宣阳里家中，宣阳里应是张九龄在长安最后几年的居所。

前后几年间张九龄的仕途发生转折，由于史书不载，我们按墓志的时间推测他们的成婚时间。开元十八年（730年）张九龄53岁加中大夫，徙桂州都督，摄御史中丞岭南按察兼选补使，或许是从桂州回朝后娶董氏为妻。开元廿一年（733年）十二月，张九龄“丁母丧归乡里”，回韶州曲江为母守丧，未毕即被唐玄宗“夺哀”，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董氏韶容去世的前一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被罢去宰相职位，《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载：“十一月壬寅，侍中裴耀卿为尚书左丞相，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并罢知政事。”从结为夫妇到拜相、罢相、贬荆州，张董二人经历了较为急剧的起伏颠簸。

制度性永诀：贬官严令下的生死仓促

历史的洪流与严苛的制度，从未顾及个人的生离死别。一次寻常分离也可能成为永诀。驿站的马车，载走了董韶容的丈夫，也带走了她的最后生机。

据史书和墓志记载，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60岁的张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旧唐书·张九龄传》），墓志称：“良人承旨，作贰荆州。驲使无容，闺罗惶疚，……”“驲”指的是驿站专用的车，也用来指驿马或驿站，后演变为使者或驿使的代称。这里是指驲的本意，马车，即董氏未跟随良人（丈夫）赴荆州。南宋诗人曾丰《道边梅》：“本随驲使上长安，非到中途意便阑。为念征夫行旅苦，与生满舌绕牙酸”，亦用此义。不料此次分离竟是生死之别，年轻的董夫人“魂归月道”，四月廿六日在家中病故。

按唐代规制和习惯，贬官的行程有严格限制：贬官接到命令后，必须立即上路，每到一个驿站都需在公文上签注抵达时间，以防延误。不得无故逗留、绕道或擅至他处，严重者会加重处罚。家事需自行安排，通常是官员先行，家属则在后筹措盘缠、处置家产，随后赶往贬所。未经许可擅自离开贬所或返回京城是重罪。董夫人“亡宣阳里”之时，说不定张九龄还在从长安去荆州途中，即使已抵达荆州也不能返回长安，因此，董韶容的丧事只能由娘家人操持。

古代也多有权厝（唐代常见的过渡性丧葬方式）某处的风俗，在大量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常见“权窆于某地”“权厝于某原”等记载，之后才“迁祔于祖茔”。张府君故妻董氏墓志铭不像其他墓志那样强调其葬于祖茔或先茔，其葬入家族墓地的情形与通常的权厝，也称为浮厝、暂厝或停柩等权宜之计不同，乃是按当时西京墓葬的规制正式下葬。董韶容墓（M235）为斜坡墓道单天井土洞墓，平面呈南北向直背“刀”形，是关中地区唐墓常见的墓型。

三重辩释：为何不是血统、财力与路途之故

当所有表面的可能被逐一审视过，真正的答案会在迷雾中愈发清晰——

西安长安区贾里村墓地，是盛唐玄宗董贵妃之亲族董氏家族墓地，其中有三座董氏家族纪年墓。据墓志内容，董韶容出自陇西董氏。整个该家族墓地以祖董彻墓（M1182）为祖茔，其先祖或为胡人。墓园至少存在祖孙四代，由南向北，从祖至孙，逐辈排列，完全按汉式唐制布局，董韶容以胡人血统宗教因素为由留在祖茔墓地的可能性不大。

在董氏家族墓范围内，共出土五件高足堑刻银杯，这是在我国唐代墓葬考古中首次集中出土高足银杯，非常珍稀。该家族墓地发现了吴王李恪重孙女李锷墓（M888），据墓志载，李锷适董君，该董氏确认为董贵妃之亲族，为国戚。董韶容随葬奢华的金银平脱镜，直径15.4厘米，镜钮镶嵌绿色玻璃珠，八瓣宝相花纹以三重金片打造，其工艺等级明显高于普通官员家眷随葬品。由此可知，玄宗朝董贵妃亲族既贵且富，董家不至于因资财匮乏而让董韶容留葬祖茔。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她本人的身份。

还有专家推测，张九龄贬谪荆州无法让董韶容跟随，只能留其在长安，且张九龄祖茔在岭南，离长安城路途遥远，让董韶容归葬岭南力有不逮。这种说法不能成立。董韶容亡故时，张九龄虽然贬为荆州长史，依然是荆州的实际管治者。唐制，扬州、益州、并州、荆州等上州设大都督，由皇家子弟封王兼任。然而，这个职位多为虚衔，由亲王遥领，但并未实际到任，如开元十五年永王泽为荆州大都督。荆州长史是大都督的佐官，通常辅佐刺史处理地方政务，承担地方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的管理职责。张九龄任荆州长史，家境不至于负担不起迁葬。唐代流放岭南的贬官，确有因财力不足而无力归葬祖茔者；然职位稍高之家，多仍设法北归。岭南高等级唐墓稀少，正缘此故。

其次，张九龄弟九皋虽受牵连，下放到地方任州刺史，但据萧昕《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张九皋神道碑》）云，“及元昆出牧荆镇，公亦随贬外台，遂历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四郡守”，刺史官阶四品，俸入足以调拨舟车，若欲将董氏灵柩南归岭南祔葬，并非力所不及。

或是终极答案：正妻意志与妾室名分

如此，当所有外在的可能性被逐一排除，答案最终指向家庭内部。

董韶容在长安病故时，张九龄罢相贬荆州长史，前往荆州任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张九龄传》云：“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并无史料表明张九龄在贬荆州期间曾返长安；他最终因“请还展墓”南归，卒于韶州曲江私第。徐浩《张九龄神道碑》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请拜扫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由此可知，张九龄直接从荆州任上返回曲江老家，而非从长安去韶州。

董韶容墓志铭志文没有任何关于子嗣的信息，张九龄在赴荆州任上，不可能回京，因此董韶容丧事由董娘家人操办，自然先下葬于董家祖茔。张九龄病故后，其丧事由其子张拯以及张家人操办。1960年7月在广东省韶关市西北郊的罗源洞张九龄墓出土徐安贞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云：“嗣子拯，号诉罔逮，而谋远图，刻他山之石志于玄室”，墓志当是其子张拯所立。张九龄去世“皇上震悼，赠荆州大都督，有司谥行曰文献公。粤来岁孟冬，葬於洪义里武临原，近於先茔，礼也”。

十七年后张九龄原配谭氏在曲江逝世，与丈夫葬于祖茔。《张九龄神道碑》载：“（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六早日，终於私第，春秋七十七，昼哭阎闾，日月绵远，同茔异穴，卜兆从宜。”张九龄弟张九皋病逝于长安，夫人谭氏也归葬曲江祖茔，《张九皋神道碑》载：“以天宝十四载（755年）四月二十日，疾亟薨於西京常乐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六。皇上哀悼，赙赠盈门，给递还乡，首邱归本。以明年葬於始兴郡洪义里武陵原。……夫人宏农谭氏，襄阳郡夫人，国子博士知几之子。……粤以永泰三年（767年）薨南康郡次。以大历四年（769年）合祔焉，礼也。”张氏兄弟墓同在洪义里武陵原（即武临原），他们的原配夫人都按礼制合葬于曲江先茔，但是作为嫔妾的董韶容却未能由长安迁到韶州曲江。

比对董韶容、张九龄和谭氏三人的卒葬先后，谭氏既有参与张九龄的丧事，于情于理，自然拥有话语权。我们不揣测当时谭氏内心想法，但她阻碍董韶容迁葬韶州曲江张家祖茔的可能性，应是客观存在的。

唐代士族重门第联姻，女子十三至十六岁出嫁属常态。由于张九龄原配夫人还健在，因此董韶容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继室，实为嫔妾。继室行过聘娶大礼，法律上“位同正嫡”，死后可照例祔葬夫茔；妾侍则无此名分，能否入祖茔，通常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决断。张九龄开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于家中，翌年三月三日迁窆于先茔（今广东省韶关市西北郊罗源洞），迁葬时间相隔近一年，一为营建墓室，二为选择吉日，这期间完全可以将董氏灵柩迁到曲江，但张家并无此举，这里恐怕谭氏是关键因素。

如今，尘埃落定，往事成史。考古学的力量，也在于以手铲的实证与史笔的思辨，共同让沉默的遗存开口说话。

千年明月，依旧朗照，见证这永隔南北的缺憾。

（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

本版图片来自《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