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6月,3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写下了美国脱离英国的《独立宣言》。宣言中有一句话至今让人深思:“人人生而平等,并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字句充满激励力量,至今仍能激发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然而,令人讽刺的是,撰写这些话的杰斐逊本人却是一位奴隶主。他在自己拥有的种植园里,管理着超过500名黑奴。这些奴隶的生活并没有“自由”可言,也没有享有“平等”,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保障,他们随时可能遭遇奴隶主的暴力对待,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任何保证。 不仅仅是杰斐逊,美国建国初期的许多关键人物都是奴隶主。乔治·华盛顿——美国的首任总统和大陆军总司令,他的种植园里同样有大批黑奴。还有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他不仅是一位大奴隶主,还是被誉为“宪法之父”。这些事实反映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美国人往往言行不一,常常表现出虚伪的双重标准。虽然这个解释看起来很直接,但如果深入挖掘其中的矛盾和背后的历史,我们会从这些相互矛盾的事实中看到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困境。 美国历史上充满了复杂的悖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发生在两位美国国父身上的性丑闻事件。美国建国初期,其中一起最轰动的丑闻,便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争斗,这不仅仅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的冲突,也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一些令人不解的价值观。
杰斐逊,作为弗吉尼亚州的知名种植园主,早在美国独立之前,他就积极宣传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的必要性。他有着敏锐的文笔,并因此被赋予了撰写《独立宣言》的重任。他所写的《独立宣言》为北美十三州争取到脱离英国的道德高地,成为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文件之一。 美国独立后,关于如何建立新国家的理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杰斐逊主张,由于北美十三州已经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因此美国各州应当享有更多的自治权,而非建立一个集权政府。他反对像英国女王一样的强权政府。于是,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们成立了民主共和党,成为了美国初期政坛的核心党派。 然而,杰斐逊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部分人认为,如果继续维持各州割据的局面,美国将无法前进。他们主张废除软弱的邦联制,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应当凌驾于各州政府之上,从而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些人后来组成了联邦党,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成为了联邦党的核心人物。 汉密尔顿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从小便过着贫困的生活。由于父亲抛弃了他,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正是这种贫困的成长背景激发了他通过事业改变命运的渴望。他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得到了纽约教育者的资助,并前往纽约深造。在纽约,汉密尔顿积极参与到美国独立运动中,广泛积累人气。私下里,他曾对朋友说,他期望战争爆发,因为只有这样像他这样的贫穷出身的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独立战争爆发后,汉密尔顿加入了大陆军,并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准确看到了英军的弱点,并提出通过游击战术拖延英军,迫使其财政崩溃,从而实现胜利。这一战略为美国战胜英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争胜利后,汉密尔顿的声望不断攀升,他在费城制宪会议上积极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最终推动美国从松散的邦联制向紧密的联邦制过渡。尽管汉密尔顿的这一主张部分得以实现,但各州仍保有相当的自主权。后来,作为华盛顿总统的亲密助手,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为美国的财政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尽管汉密尔顿在政治上与杰斐逊不相上下,并且拥有相当高的声望,他始终未能成为美国总统。这一切与他一生中的一场政治丑闻密切相关。随着民主共和党与联邦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双方不惜挖掘对方的性丑闻来攻击对方的核心人物。 联邦党率先披露了杰斐逊与一名黑奴发生性关系的丑闻。这个消息无疑震惊了整个美国。原来,这名女黑奴是杰斐逊的岳父送给他的,而且这名女黑奴与杰斐逊岳父所生的孩子,成为了杰斐逊的财产。这一丑闻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大丑点。 然而,在杰斐逊的丑闻被揭露之后,民主共和党并没有束手就擒,迅速反击,揭露了汉密尔顿的婚外情。原来,在独立战争后,汉密尔顿与一位寡妇发生了感情,并且没有保守婚姻忠诚,这一丑闻被民主共和党拿来攻击汉密尔顿。 这种互相揭露丑闻的行为,逐渐将两党的政治斗争推向了白热化。最终,民主共和党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联邦党希望赢得政治斗争,就必须确保汉密尔顿不能参与总统竞选,否则他们将公开这一丑闻。最终,汉密尔顿未能实现总统梦,而杰斐逊也因丑闻丧失了参与竞选的机会。 这一事件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人”的定义存在着奇异的态度。在当时的美国,黑奴被视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而不是“人”。因此,杰斐逊性侵黑奴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引起太大反感,因为黑奴被认为并不享有与白人相同的公民权利。相比之下,汉密尔顿的婚外情则被视为对“人”之间契约的践踏,因为他出轨的是一位拥有公民身份的女性。 美国建国初期,对于“人”的定义充满了严重的阶级与种族分化。在这种背景下,种族与身份的认定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被视为“我们”中的一员。这种对身份的认知在美国历史中不断上演,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在日本与美国的冲突中,正是由于日本未能完全理解美国的这一价值判断体系,导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行动决心。美国一旦认定某个民族为“他们”,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无情的压迫与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