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话题。蒋介石的中央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绥系等多个大型派系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政治格局。即使是在蒋介石的中央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实际上，这个系统中也有着许多个相对独立的小派系。蒋介石手下的陈诚、何应钦等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和势力，派系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其中，陈诚所领导的土木系便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派系，且具有很强的控制力。陈诚在土木系内不仅保持了绝对的权威，他所挑选的将领及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如第十军、第十四军和第54军等，也几乎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然而，除了土木系之外，其他派系的情况则显得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些派系中，尤其是提到74军时，王耀武总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较少有人提及俞济时，尽管他才是74军的首任军长，而王耀武是后来才逐渐进入并主导这个军队的。实际上，王耀武通过调整军中的核心将领，逐步将74军打造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铁板一块，而最初的创建者俞济时反而成了边缘人物。1941年10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蒋介石亲自决定枪毙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这一事件标志着王耀武在74军内部的权力进一步巩固。 值得注意的是，俞济时在担任74军军长时，58师是军中的核心力量。该师的将领，如冯圣法等，都是黄埔军校的早期毕业生，这些将领对军队的传统和纪律十分看重，对于王耀武这位黄埔三期的将领并不十分认同。而廖龄奇虽然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且曾是俞济时的亲信，但他始终对王耀武心存不满。尽管如此，廖龄奇依然坚持执行俞济时的战略和指令。直到1939年，俞济时打算调任新五军军长，并计划带走74军58师，这一举动引起了王耀武的强烈反应，两人的关系由此破裂。廖龄奇的死亡为王耀武巩固权力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廖龄奇去世后，王耀武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加大了对廖的压制，最终使得58师的原班人马被他完全掌控，而俞济时则彻底被排除在外。

随着俞济时的离开，74军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本以58师为核心的编制逐渐转变为以51师为核心。那些曾在51师中担任高职的将领，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而在74军的外围，57师的加入，使得74军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尽管57师师长施忠诚曾短暂担任74军军长，但他并未在军中留下深刻的痕迹，最终被调任为100军军长，这一变动使得100军逐步成为了74军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调整，也为74军形成了一种惯例——每一任军长都需要先在100军担任职务，这进一步加强了王耀武的权力网络。 蒋介石显然意识到了王耀武在国民党军中的关键地位，特别是在整编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后，蒋介石再次选择了王耀武，这从侧面验证了他在当时军中的领导地位。换句话说，王耀武在74军中的控制力几乎无人能及。

回到1939年，俞济时有意将新五军的军长职务交给自己，并计划将74军的58师带走。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王耀武的强烈反对。王耀武通过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机械化兵监徐庭瑶向蒋介石上报，认为俞济时并不适合领导机械化部队。最终，蒋介石决定任命徐庭瑶为第五军军长，且在随后的战斗中，由杜聿明带领第五军发挥了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淞沪会战中，杜领导的装甲兵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第五军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尽管杜聿明的第五军迅速崛起，王耀武的影响力依然难以撼动。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和滇西缅北战役中的损失虽然惨重，但杜的领导地位依然牢固，直到解放战争爆发时，杜依然是第五军的核心领导。然而，王耀武却在自己掌控的74军中继续稳步推进，直到战后，他的影响力愈发强大。

所有这些变化，都让邱清泉在第五军中的地位变得至关重要。邱清泉虽然在抗战初期并未表现得特别突出，但随着他在第五军中的逐步崛起，他对军队的掌控力逐渐增强。特别是在他接手第五军军长职务后，他与杜聿明的关系变得微妙。邱清泉逐步增强了自己在军中的话语权，并逐渐取代杜聿明，成为第五军的核心人物。 然而，杜聿明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完全动摇。1948年12月，杜聿明在徐州撤退时，巧妙地散布了假消息，企图迷惑敌军。然而，华东野战军反应迅速，杜的撤退计划最终未能成功。尽管邱清泉在撤退过程中主动出击，力挽狂澜，但这种做法也间接导致了整个集团撤退的延误，后来战局的变化证明，这一延误对战斗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邱清泉在第五军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但他早期的军旅经历和成长过程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邱清泉的核心部队并非如许多人所说的45师，而是200师、新编22师等部队。随着他在军中的逐步崛起，他对军队的掌控力也愈发强大，最终成为第五军的核心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