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五月二十八日，李贤——当时担任吏部尚书和翰林院学士——奉命去觐见当朝皇帝英宗朱祁镇。那时，英宗正端坐在龙榻上，眼神锐利，目光凝视着这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突然问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当年你为何没有去南宫迎接我复位？”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李贤心里一惊，瞬间回忆起了过去的种种，试图揣摩英宗为何突然提起这段往事。 回想起近来朝中关于忠国公石亨的种种流言，李贤敏锐地意识到，皇帝似乎正打算处理当年南宫政变中的关键人物。此时，李贤坚定地回应道：“当时虽然有人邀请我一同谋划，但我觉得不可行，因而不敢答应。”这番话立刻引起了英宗的注意，他皱了皱眉，问：“为何不可行？”李贤深吸了一口气，慢慢解释道：“天下本该由陛下掌握，怎么能用那种突发的方式来复位呢？只要等景泰帝驾崩，百官上奏，陛下自然会复位，这不过是个程序罢了。若是夺门之举失败，石亨等人必定难逃一死，陛下您又该如何自处？”这番话说得透彻，理据十足，使得英宗的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紧接着，英宗开始采取行动。八月，石亨的侄子石彪被捕，十月石亨被罢职，十二月更下诏严禁再提“夺门”之事。第二年，石亨在狱中死去，石彪也被杀害。这位曾因抗击瓦剌入侵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最终以这样的悲剧结局收场。

那么，夺门真的是多余的吗？如果当初朱祁镇甘心留在南宫，皇位自然而然会归还，他是否就能顺利复位呢？其实，政治博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游戏，难道真的有那么轻松的事吗？要知道，如果朱祁镇不奋力一搏，景泰帝只需采取一招，局势便能迅速封锁，朱祁镇和未来的明宪宗朱见深也绝无可能再登上龙椅。 朱祁镇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继位。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他亲自带兵征伐瓦剌，结果在土木堡一战中惨败被俘，皇权顿时陷入混乱。经过朝廷的权力博弈，皇太后孙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立其庶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且册立宣宗的庶次子朱祁钰为皇帝。十月，经过激烈的保卫战，兵部尚书于谦和武清伯石亨联手击退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十五日，太上皇朱祁镇被从南宫召回。景泰帝将其软禁于紫禁城外的南宫，成为形同囚禁的状态。此后，朱祁镇的政治生命几乎陷入了冰点，开始彻底与皇位断绝联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景泰四年（公元1454年），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见济突然夭折，景泰帝再无子嗣。于是，朝中关于是否复立朱见深的声音越来越大，争议愈加激烈。就在这一政治局势动荡的时刻，景泰帝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三天未能上朝，朝中一片哗然。李贤认为，按理说此时朱祁镇应依然安稳待在南宫，等着景泰帝驾崩，但实际情况却是，三股势力正在暗中角逐。 首先，朝中有很多大臣认为，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朱见深作为太上皇的庶长子，在法理上完全没有问题。支持这一方案的派系在朝中极为强大，其中包括了如于谦、胡濙、王直等大臣，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好奏章，打算在正月十七日的朝会上提交。 然而，另有一股势力却支持复立朱祁镇，认为太上皇如果复位，将能迅速稳定政权，制约那些老臣的权力。这个主张的支持者大多是景泰朝的边缘人物，他们通过政变发动了“夺门”之举，成功迎回太上皇，且在过程中杀害了大臣王文等人。

除了这两派，还有一些官员建议立襄世子朱祁镛为帝。这一方案的支持者认为，立襄世子朱祁镛可以避免沂王复位后可能带来的权力斗争。但这一提议却激怒了皇族，若真的立襄世子为帝，那么对现任的景泰帝来说，将是一次巨大的权力挑战，无法接受。 当时的局势可以说是千钧一发。根据李贤的论点，夺门似乎并非必然之举，景泰帝若早些做出决定，立太子或者过继他人，局势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若景泰帝能够在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时，早些决定立荣王朱见清为太子，并过继为亲子，或许局面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如果景泰帝及时作出决断，局势或许能迎来全新的变化。景泰帝如果决定早早立荣王为太子，那么即使他没有儿子，依然能够保证权力的传承。这个提议虽然让太上皇朱祁镇面临一些挑战，但对于景泰帝而言，能避免后来的纷争。最终，若景泰帝按此决策，那么英宗的复位机会将完全被扼杀。

最终，朱祁镇通过夺门复位，顺利回到了皇位。历史的变数让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