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黄永胜找到梁兴初，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任命他为成都军区司令员。虽然梁兴初对此有些犹豫，但黄永胜坚决表示：“中央已经下了命令，你要尽快收拾好行李，去北京报到。” 然而，既然他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为何还要去北京呢？实际上，所有全国各大军区的高级职务任命，都需要经过毛主席的批准。所以，梁兴初需要到北京，听取毛主席的指示。于是，梁兴初和他的秘书一同前往北京，入住了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 首先，梁兴初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告诉他，成都军区的局势非常复杂，毛主席亲自指派他来担任司令员。接着，梁兴初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送给梁兴初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来自成都的武侯祠，上面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毛主席的学识非常渊博，古今通晓。尽管梁兴初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文化背景，对于这副对联的深刻含义并不完全理解。回到成都后，梁兴初特意去武侯祠参观这副对联，依然没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 但梁兴初深知毛主席的话非常重要，决定弄清楚这副对联的真正意思。他请了一位当地的老先生为自己解读。老先生解释说，这副对联是清朝赵藩所作，意思是“攻心为上，反叛之势自然会消失，而不是一味好战；如果不能审时度势，宽严的政策都可能导致错误，后来的治理者要深思熟虑。” 梁兴初终于理解了字面上的意思，但单纯理解其表面含义并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在当时，成都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反叛组织，大家称之为“产业军”。产业军有着强大的力量，而梁兴初作为成都军区的司令员，手里有兵权，本可以直接下令，用武力解决产业军。然而，这种暴力手段显然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梁兴初决定采取更为审慎的方式。 经过深思熟虑，梁兴初决定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他主动邀请产业军的头目们逐一进行面对面的谈话，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认识到服从党的指示的重要性，并劝说他们停止武斗，解散组织。经过一番真诚的劝导，产业军的头目们最终表示同意，决定不再进行武斗。成都的局势也因此逐渐稳定下来。人民日报特别报道了梁兴初这一成功的策略，赞扬了他运用“攻心之法”解决问题的智慧。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非常欣慰。他表示，尽管梁兴初在成都的时间不长，但他耐心地做好产业军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重庆的局势同样非常严峻，武斗问题也十分严重。梁兴初决定亲自前往重庆，亲自制止武斗。当他面对造反派的无理指责和污蔑时，他非常愤怒，立刻召集双方的头目进行训斥。 他对造反派的头目们说道：“我也是造反派，我是跟着毛主席反对反动派，打了二十多年，反得有理，创造了新中国。你们自称是造反派，毛主席明确要求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 造反派的头目们辩解说他们并没有搞武斗。梁兴初立刻反驳：“你们把长江的两艘轮船都打沉了，居然说没有武斗？铁证如山！”面对这样的证据，造反派的头目们哑口无言，无法辩驳。

梁兴初通过攻心策略平息了成都的产业军，并通过铁腕手段制止了重庆的武斗，展现了他对局势的精准把握。成都的产业军大多数是工人，思想通达，适合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化解。而重庆的造反派则不惜使用暴力，抢夺武器，沉船危害极大，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震慑他们。梁兴初正是凭借对局势的准确判断，成功解决了两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