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滨，天水浩渺处，时光旅途中的行者，循着渔汛的轨迹在此落脚，从此生生不息，1600多年的岁月中，俚人代代更迭，衍生出与这片海相依相伴的疍家族群，而那些传承远古年代的渔耕生活，也让传统的疍家元素并入博贺古港的生活轨迹。在岭南地区古代贸易史上，这座港湾的脉搏在千年之前就已强韧地跳动，是承载着千年航运记忆的重要节点。据史料追溯，博贺隋唐属高凉郡辖地，宋开宝五年（927）年并入电白，是连接中原岭南与东南亚的海陆交通枢纽，因港内水域盛产“白虾”，用竹篓随手一捞便可捕捞的丰饶而成为地标名。明成化三年（1467）年电白县治所从高州长坡旧城搬迁往电城后正式更名为“博贺”。

沙澜街，博贺古港的起源地，作为古港记忆的载体，曾向世人呈现一幅古朴、充满生命韧性的画卷。被岁月隐匿在时代长河的褶皱里静静躺卧，宛如一本被年轮尘封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渔耕记忆里的古港，潮起潮落、沧桑冷暖，每一行都流淌着生命要面对的各种考验的无尽轮回。渔火点亮了秦汉的月光，帆影穿过唐宋咸水歌谣的传说，波涛荡过悠悠岁月，已分不清故土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渔火摇碎了波光里的牵绊，桅杆上的絮语融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沙澜街古渡口，刻下了千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渔家文化，顺着潮汐的呼吸，在沙澜街千年烟火的记忆里溯源古港的沧桑历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沙澜街。

原始的生产力，在碧海桑田之间，用汗水与智慧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渔耕吟，地处沙丘海岸线的沙澜街，与古港相互依存，历史上是港口附属的商贸集散地和疍家人居住区，也就是港区服务和生活贸易带，同时也是南粤地区重要的造船基地，承载着疍家先民的生计与港口繁盛的记忆，由于古代人们对疍家人的偏见，和地处港湾内侧低地与后来兴起的高地街区成“上下”对应，被普遍称为“下街”。明朝时期，一些居住在沙澜街的渔商巨头和乡绅们，感觉自己居住的地方名为“下街”，感觉低人一等，便效仿澳门的沙兰街，把“下街”更名为“沙澜街”，意在整片街区生意兴旺，红红火火，波澜壮阔，又因沙而兴，故而得名，不过，因习惯的缘故，现在有些老人还是称呼这片街区为“下街”。

海湾优越的避风条件成为南海沿岸最早期过往船只的锚地。一群“浮家泛宅”在江海漂泊的疍家人，以自制的小艇为家，挈妇将雏、舟棹孤旅断网风尘，浪拍船舷、背井离乡，他们如同无根的浮萍，与风浪共舞，与波涛同眠，穿越茫茫江海，泊舟起居，踏上这片沙丘海岸，开始了向滩涂和大海讨生活。在这片和大海相生相伴的海湾里，时光在人来人往间川流不息，疍家人在咫尺方寸的岸边沙丘搭起简陋的吊脚木栅，当地人称为“沙头棚”。栅与栅之间用小段木板连成木板桥互通来往，他们依滩傍海繁衍生息，用生命与狂风巨浪相搏。依靠博贺港附近海域丰富的海资源，以舟为马、以海为田，在这片港湾的碧海与桑田之间写就了生存的史诗，凭着勤劳的渔耕一点一点攒起生活的资本。这是疍家人在沙丘海岸陆上努力扎根的开始，也是博贺古港故事的序章。

碧海桑田，渔耕是疍家人的生产根基，也凝结着他们与海洋的智慧。《隋书·南蛮传》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日蜑”，疍家族群依博贺丰饶的海域资源而生，将生命轨迹刻进了蔚蓝波涛。一只小艇，疍家人通常叫“舢板”，便是一家人的全部。男人是搏击风浪的能手，女人则是驾驭舟楫、整理渔网的巧匠，孩子们自出生起，便习惯了船上的摇晃。海风与咸水是他们熟悉的滋养。他们的生活空间虽然狭小，却与浩瀚的大海紧密相连，每当晨光熹微，或夜幕降临，男人们驶艇出海，他们凭借代代相传的经验，熟知鱼、虾的洄游路线和潮汐的涨落规律。渔网、钓钩、鱼叉是疍家人最简单的“犁铧”，而收获的鱼、虾、蟹、贝则是大海赐予的“五谷”。隋唐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术开始从中原及海外传入，让博贺的疍家人拥有驶向远海海域的能力，捕获更为丰富的海产品。除了捕捞，智慧的疍家先民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海洋农业”、滩涂采集。在博贺湾广阔的滩涂上，随着潮水退去，妇女儿童会推着竹篓，捡拾蛏子，蛤蜊、牡蛎等，这是疍家人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海陆之交、盐田初垦，隋唐时代的博贺，疍家人的生活也并非完全脱离陆地，他们引海水入田，利用原始的日光和风力晒制海盐，这也标志着疍家人从纯粹的海洋捕捞，向半渔半盐多元生计模式转变，疍家渔人的生计也得到稳定的发展。

南朝时期，凭借沙澜街周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邃的水道、曲折的海岸线，逐步形成了天然的深水避风良港，适宜大型船舶的停靠与建造，加快了海上航运与贸易发展，开始吸引越来越多人口聚集，同时也推动了博贺古渔港造船业和渔业的发展。隋朝全国统一后，致力于开拓南方，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经营，博贺港逐渐成为粤西渔港和海运枢纽，为海上丝绸之路支线港口，大量商船、渔船聚集，至唐代国力鼎盛，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广州成为世界的贸易大港，而位于其航线要冲的博贺港，自然成为船舶修造，补给避风的重要基地，为博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动力，加上背靠粤西一带广袤的森林，大量适用于造船的优质木材，如樟木、杉木、铁木和从马来西亚、泰国、海南岛进口大量的坤甸木、柚木、楸木等为造船业提供了必要的材料。隋唐时期的博贺港造船业曾以蓬勃生机托举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帆影。唐代已能制造铜铁木结构远洋船，与广州、潮州、海南船并称：“岭南四大船”。根据老渔民的口述，至清代沙澜街周边还有五间造船厂和十一间制缆厂。从文献的只言片语和后世出土的巨型独木舟，在“广船”的辉煌中，我们可以想象在沙澜街那片炽热沙滩上，无数造船工匠挥汗如雨，用最原始的斧凿与最精妙的智慧，将一根根巨木化为劈波斩浪的云帆之舟，不仅承载着区域经济的脉动，更承载着疍家族群走向海洋的勇气与梦想，作为岭南“向海而兴”的重要见证，博贺古港的造船技艺为筑牢远洋根基书写了古代海洋文明的技术篇章。

海洋滋润了沿海地区的每一方水土，养育了这片沙丘海岸的疍家儿女，也孕育了生动的海神形象。疍家人的耕海牧渔生活中，诞生了许多鲜明生动的海神形象，这些善良与神秘的形象神通广大，帮助他们除恶避险，保佑渔民鱼虾满舱、平安而归。唐宋时期为满足造船、修船工匠和闽、粤、沿海移民的精神需求，民间筹资分别在沙澜街的东南方和西北方修建了三圣庙和鲁班庙。三圣庙融合了闽南妈祖信仰与广府民间信仰，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载体。清嘉庆年间（1796-1820）的《重修三圣庙群记》提到“古庙久圯，乡人集资复建”，表明在嘉庆年前已存在较长时间，据渔民口述博贺沙澜街三圣庙存在至少500年以上，与唐、宋、元、明博贺港的繁荣期相符。三圣庙内分别供奉三位神像，分别是冼夫人（圣母）、妈祖（天后）、龙王（水仙尊王），他们各自掌管着与渔民生活、生产休戚相关的不同领域，三位神明的“职能”互补，覆盖了渔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渔民心中，冼夫人不仅是民族英雄，更是能保佑一方平安、风调雨顺的“圣母”，是祈求家乡安宁，出海平安的神明，体现了对本地历史英雄的崇敬和纪念。妈祖是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海神之一，被尊称为“天后娘娘或者海神娘娘”。渔民出海前向妈祖祈祷，祈求航海顺利、鱼虾满舱，归来后向妈祖还愿，感谢庇佑。妈祖是渔民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龙王爷统管海洋的神灵，掌管风雨，潮汐和渔业丰歉。渔民向龙王祈祷，希望能保海上风平浪静，并赐予丰富的渔业资源，让每次出海都能满载而归。冼夫人保家园平安，妈祖保航海安全，龙王保渔获丰收，将他们合祀，相当于为出海作业购买了“全险”，提供了从出港到回港的“全方位庇护”。这体现了中原汉文化（妈祖、龙王信仰）与岭南本土文化（冼夫人信仰）的完美结合，是博贺作为海港城镇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体现。

鲁班庙修建在沙澜街的西北面，与博贺古港相连在一起。在古代，木船的建造是一项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手艺。造船匠和木工们为祈求航海安全和造船顺利，形成了供奉鲁班（尊为“巧圣先师”）的习俗，为祈求鲁班神明保佑，工匠们出资兴建鲁班庙，古代，这里鲁班庙不仅是举行祭祀的地方，也是造船工匠的交流技艺、商议行规的场所，新船开工、立桅杆、新船下水等重要活动前，工匠、船主都会到庙前来举行祈福仪式。

坐落在沙澜古街的“三圣庙”和“鲁班庙”两座庙宇，根植于这座千年古港赖以生存的渔业和造船业，体现了疍家人对智慧和技艺的尊崇，对大海的敬畏，以及对平安与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的集中体现，见证了博贺千年古港的风帆往来和人间烟火，两座庙宇是这座古港充满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丰碑。

“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博贺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港湾水深浪缓，且有天然山甲角形成屏障，能够有效抵御外海浪，自古就是船只停靠补给，避风避险的理想锚泊港。博贺古渔港南出大海向西北经上下川岛，可连接珠江水系，形成“海河联运”的水上交通网络，为货物集散提供了便利，向西南沿着南海的航道至琼州海峡到达今天的越南（占城、交趾）柬埔寨、暹罗（泰国）湾，最终抵达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东南亚诸国。公元111年汉武帝刘彻开通了从泉州、珠江口、雷州半岛出发经东南亚的海上航线，满载货物的船队沿着海岸线近海航行途经博贺古港，停靠补给货物，维修船舶，形成了博贺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从广州到印度，从东南亚到泉州的航船汇聚在博贺。南朝梁陈隋时，冼夫人奏请梁武帝组织电白人伐木在沙澜街周边海滩造船出征平定高凉，收复海南岛，凭借粤西、桂东南丰富的物产，《隋书烈女传》卷《谯国夫人》记，南朝梁陈隋时，冼夫人奏请梁武帝组织电白人伐木在沙澜街周边海滩造船出征平定高凉，收复海南后，组织数万人开发海南，并组织力量加大造船规模，从博贺出发远渡斯里兰卡，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隋书·列女传》卷八《谯国夫人》记：（冼）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扶南”古国名称，其地在今柬埔寨。凭借古高凉、桂东南盛产葛布、砂糖、豆类、水果，加上岭南丝绸、陶瓷，粤西产的大米，博贺疍家自制的盐、晒干的咸鱼以及广西和海南等地的货物，向外转运，融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浪潮中。商船囤货与人潮来往的需求所产生原始的交易空间，使这片疍家人最早上岸聚居与港口相连的区域成为博贺古港最原始的商贸街市。“临水有人家，沙丘立商铺”，竹木搭建的简易商铺沿港而设，前铺后居的格局初显，渔获分拣、淡水补给、渔具售卖等业态随航运需求自然生长，构成古港商业功能的最初延伸。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和《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博贺港已是商业往来之地，明代《电白县志》称其“商旅辏集，海泊云屯”。唐宋至明清的航运兴盛期，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与市舶司制度的完善，让博贺港的商贸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澜街的布局趋于规整，青石板路取代泥泞土路，沿街建筑多为前店后居的格局，临街的铺面摆满了大自然馈赠的各类鱼鲜，渔民在此完成海产交易，渔具铺、铁匠铺、布匹铺、裁缝铺、中药铺、当铺、米铺、各种零食铺，菜市场应运而生，商贾川流不息，店内掌柜与南来北往的客商用夹杂着的俚语官话讨价还价。行商则将香料、犀角等传播来货场销往内陆，本地海盐、大米也经此处汇集港口运往各地，形成“日有渔市喧嚣，夜有船灯映港”的景象。这些推动沙澜街完成商业形态的定型，航运规模的扩大让港口商品集散功能凸显，沙澜街已成渔商混居核心的聚落。2018年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博贺镇沙兰村挖掘出唐宋时期生活遗址，出土陶瓷器、铜钱、建筑构件等，证实此地唐宋时期已存在大型聚落。明代市舶司迁驻电白后，博贺港成为暹罗、爪哇等国商人汇聚地，沙澜街的商业业态随之丰富，随传统渔获与补给品交易外，渐增船用修缮，仓储汇兑配套服务，明清时期的沙澜街，是当时博贺古港最繁华的区域。街道沿港而建，两侧商铺林立，既有经营商品的“看货行”也有提供本地特产的“杂货铺”，还有为船员、商人服务的客栈、茶馆、饭庄等。据地方史料记载，当时的沙澜街“每日人声鼎沸”，商船来往不绝，不仅渔货交易，货物装卸，工人担抬等，还有挑着担子，一边摇着铃铛或高声叫卖着的商贩，有的背着背篓，有的挑着扁担，棕绳、箩筐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窄窄的沙澜街挤得水泄不通。清末《重修电白县志》提及“博贺港通番舶”，印证了沙澜街和博贺港作为长期贸易港口的功能。清末民初，博贺曾流传“有海水干，没有庭英干”的传说，意思就是说：海水退潮干了，但庭英的白银都是用不完的。据当地老人回忆，清末民初，沙澜街有一位苏姓渔商巨头，拥有一个庞大的船队，家里有花不完的白银，传说这位渔商的白银用瓦缸存放在家中的地窖里，是当时沙澜街最有钱的富商，这从侧面印证了沙澜街的兴盛一直沿着民国年间。

1949年10月中旬解放军四十军128师384团进驻博贺驻扎在沙澜街周边，进行海训，为解放海南岛做准备。沙澜街的渔民为384团的战士们送鱼、送米、送水，解决战士的生活困难并训练战士们熟练水性，为384团顺利完成海训解放海南岛作出贡献。经过一百多年的城镇化变迁，古老的沙澜街已经褪去了昔日的商业繁华，静静地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但留传下来的青石板路，依然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仍静静地守望和凝望着古港的发展和变迁。

年轮迁流，海湾桅帆扶风，岁月行走一程，沙澜街演绎的故事就多一段，它是博贺古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是渔家文化的传承地，也是疍家人心灵的归处。而整个千年古港演变的历史轨迹，如同春雨的滴落大地，满是痕迹，又不留痕迹，沙澜街最初的那个样子被填海造地商业、生活区所填埋。星空下，斑驳的船影、悠然的渔歌无不诉说着这座古港的沧桑与辉煌，从“下街”演变为“沙澜街”，蕴藏着地理的印记与历史的温度，从古港驿站到现代枢纽，博贺渔业与航运的每一次升级都深刻塑造着沙澜街的商业肌理，作为港口最贴近民生的商业载体，始终以灵活的业态适配渔业与航运需求，为古港注入持续鲜活烟火。海与岸相依，让博贺的千年渔耕和航运明文在市井街巷得以延续，也让沙澜街的商业基因始终扎根于古港的渔业与航运血脉之中。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是博贺港今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坚实基础。依海而居的疍家渔民，用开拓、坚守、匠心，书写着沙澜街的传奇，向海而生的博贺千年古港如今更是蓄势待发，依托国家级渔港经济区的机遇扬帆启航。

文｜杨承志

（作者系茂名市电白区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