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把宋朝描绘为软弱无能、卑躬屈膝的朝代，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面临着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西夏、金、蒙古、大理等多个政权在宋朝的边境活动频繁，而且与宋朝之间存在着深刻且无法调和的矛盾。

宋朝的羸弱确实有其内在原因，这些原因往往是导致其衰弱的根本因素，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内因。在宋理宗时期，这一特点得到了明显体现。宋蒙联军在灭掉与宋朝有世仇的金国之后，宋理宗的自信心剧增，甚至开始有些膨胀。他不顾满朝文武的劝告，执意派兵北上，想要挑战蒙古。这一举动无疑激怒了蒙古，导致了双方的冲突再度升级。

尽管蒙古的战事已经波及到欧洲，但它依然没有放弃对南宋的攻击。两线作战的蒙古帝国，最终始终未能逾越襄阳这座城。回顾蒙古帝国的东征西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或政权能在蒙古的攻击下生存超过40年。然而，襄阳城竟然成功地挡住了蒙古的进攻，这在当时是极为意外的。

蒙古为了攻占襄阳，前后耗费了六年时间才最终攻陷这座城池。襄阳的失守对宋朝和蒙古双方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几乎决定了宋蒙之间最终的结局。为什么宋理宗非要激怒蒙古呢？答案其实与南宋一直把金朝视为世仇有关。南宋在经历了靖康之耻之后，心中的仇恨未曾消散。为了复仇，宋朝选择了与更为强大的蒙古联合，并且这一合作几乎是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

最终，这种合作在1234年达到了高潮。金朝的覆灭，给了宋朝极大的满足感。尤其是，宋朝将领孟珙从金国带回了金哀宗的尸体，虽然带回来的只是金哀宗的一半尸体。宋理宗对这份“战利品”异常珍视，甚至泣不成声，将金哀宗的半具尸体供奉在徽钦二帝的牌位前，似乎通过这一举动为宋朝洗刷了此前的耻辱。

本来，南宋的群臣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应该低调韬光养晦，继续发展。毕竟金朝的覆灭，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蒙古帝国的崛起，宋蒙之间迟早会发生大规模冲突。然而，宋理宗并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建议。他把灭金的胜利看作自己的功绩，认为自己就像赵匡胤或赵构一样，开始梦想收复北方失地。尤其是宋朝的三京（即东京、南京和西京）还落在敌人手中，这成为宋理宗心中无法释怀的痛。

于是，宋理宗在1234年冬季的战事结束后，便开始筹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到了7月，他便派遣了7万大军，从南宋出发，准备收复失地。虽然三京早已被蒙古洗劫一空，但它们在象征意义上依然十分重要。蒙古只关心金钱和人口资源，并没有在三京驻军，这给了南宋军队可乘之机。最终，南宋成功收复了三京。

宋理宗看着这些“战果”，如同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光，心中倍感自豪。然而，这种自豪感并没有持续多久，蒙古很快便反击了。窝阔台刚刚结束西征返回蒙古草原，得知南宋竟敢“背信弃义”攻占蒙古的战利品后，蒙古军队立即南下，轻松将南宋军队赶出了三京。蒙古以南宋的这一军事行动为借口，开始了彻底灭亡南宋的征程。

宋理宗的这一举动，显然捅了蒙古的马蜂窝，直接带来了国家危机。深感威胁的宋理宗，从此不再有任何雄心壮志，而是把朝政置之不理，专注于个人的享乐。南宋的存亡，最终也与襄阳城紧密相关。襄阳的命运，成了宋蒙冲突的分水岭。

南宋与蒙古之间的争斗，长江成了天然的分界线。长江的地理屏障，使得蒙古骑兵难以跨越。然而，长江中游的汉江平原却成为蒙古骑兵的理想战场。襄阳城则横亘在汉江平原上，成了蒙古进攻南宋的一道难关。襄阳城的坚固防守，尤其在孟拱的指挥下，增强了城池的防御力。尽管蒙古曾攻破襄阳，但他们并不擅长攻城，因此没有立刻占领襄阳。蒙古的最终胜利，得益于围城战术。

蒙古军队在外层布置围城，限制了襄阳的补给和增援。南宋城内外的军队虽然奋力抵抗，但因物资匮乏，最终城池在1273年2月不得不投降。襄阳的失守，使得南宋失去了重要的防线。蒙古军队突破襄阳后，从南宋的门户迅速侵入，水陆并进，直接朝着南宋的都城进发。

最终，襄阳城的失守，成为了南宋灭亡的转折点。尽管宋朝在其他方向上成功抵挡了蒙古的进攻，但襄阳的陷落使得整个南宋的防线崩溃，最终导致了国运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