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的五人组，包括萧何、曹参、夏侯婴、刘邦和樊哙，其中萧何的职位最高，名声也最为显赫。虽然刘邦和樊哙的身份起初比较平凡，甚至可以说是街头混混，但五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信任。

在刘邦担任亭长时，曹参负责监狱工作，而萧何则是沛县主吏掾，位高权重，堪称他们的上司。萧何与刘邦关系特别好，以至于他敢当面批评刘邦的缺点，而刘邦在成为皇帝后，依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友情，萧何才敢如此直言不讳。事实上，萧何对刘邦的帮助远超常人所知。刘邦起事时，萧何全力支持，不仅自己加入，还带上了全家人。刘邦当亭长时，其他人送他三里，萧何却送了五里。这些事，刘邦在即位后还曾提起，作为封赏萧何的理由。

虽然曹参的帮助没有萧何那么大，他仅仅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而萧何却是主吏掾，职位和影响力都远超曹参，但曹参对刘邦的支持仍然不容忽视。五人小组在沛县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甚至能影响整个县的局势。

当刘邦起事后，萧何一直负责后勤工作，刘邦也曾这样评价他的贡献。而曹参则转型成为刘邦的战将，负责军事。随着刘邦事业的发展，萧何和曹参的角色逐渐分化，二人之间也开始产生了隔阂。

这种裂痕在分功排位时达到了高潮。刘邦看着众将讨论封赏事宜时，询问张良这帮人到底在做什么，张良提醒他注意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刘邦决定封赏一些他最不喜欢的人，比如雍齿，借此安抚群臣。尽管大家都能获得封赏，但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差别必然引发争议。这个时候，文官系统以萧何为首，武将系统则以曹参为领。

萧何和曹参的对立逐渐升级，特别是在武将提出的质疑中，认为萧何在后方指挥并没有付出与他们一样的艰辛。而萧何是否也曾对此感到不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刘邦后来的“功狗”论中可以看出，萧何的功劳被明确划定为高于曹参的。

最终，刘邦以一言压下了争议，他说道，萧何全家都支持我，而你们只派出了少数人，言下之意是萧何的忠诚和贡献远超过任何一个武将。刘邦这一“杀手锏”让所有人都闭口无言。接下来，武将们推出曹参与萧何作对比，但结果依旧是萧何获胜。刘邦完全站在萧何这一边，连提出质疑的关内侯鄂君也被封为安平侯。这种明显的偏向性，显示了刘邦对萧何的依赖和信任。

最终，萧何得到了非常高的荣誉，获得了“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无上荣耀，而曹参则被调往齐地，辅助刘邦的儿子刘肥。经过这场权力斗争，萧何与曹参彻底撕破了脸，曹参在这场斗争中彻底失败。

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道：“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卻。”意思是说，曹参和萧何曾是朋友，但随着他们逐渐成为对手，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这种朋友转变为对手的变化，充满了无奈和痛苦。如果故事就此结束，萧何和曹参未必能称得上真正的贤相。

然而，刘邦去世后，汉惠帝继位，权力完全落入吕后手中。虽然刘邦临终时曾指示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任，但曹参是否能继位并不由刘邦决定，关键在吕后。萧何和吕后的合作起初是因为他们共同策划了韩信之死，吕后对萧何十分信任。

有趣的是，当曹参听说萧何去世后，曾说：“萧何死后，唯一可以继任的只有我。”这话的背后，可能透露出萧何曾力荐曹参接班。尽管两人之间有过矛盾，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

曹参继位后，是否急于表现自己呢？并没有。相反，他在与汉惠帝的对话中，直言自己不如萧何。汉惠帝当时评价他时说：“你好像不如萧何。”而曹参则大度地承认：“确实，我不如萧何。”他没有试图通过自己的施政来证明自己更为出色，反而选择了在萧何的影子下活得更安稳。这种行为让人看到了他的宽容和谦逊，也突显了“萧规曹随”的艰难。

萧何与曹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背后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注重大局的胸怀。这种大局观，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风范，而这种风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稀缺和宝贵。